谈胡适不得不先讲下胡思杜，他是胡适的次子。在他短暂而平庸的一生中，做过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写了一篇痛批父亲的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
然而，这篇罔顾人伦的文章只不过使他热络一时，并没有给他戴上诸如“大义灭亲”之类的红色光环，他身上所背负的“原罪”是洗刷不清的，并最终将他压垮。
常言道“虎父无犬子”，但这句话在胡思杜身上并不适用。胡适学富五车，胡思杜却学无所成，在美国读了两所大学，不仅都没有毕业，而且最后由于染上种种陋习，被学校驱离。
1948年，27岁的胡思杜从美国回到北京。
那年12月，由于北方战局已无法挽回，老蒋开展“抢救运动”，出动专机空运北京的专家学者南下。胡适作为蜚声海内外的学者，被列为抢救的第一批。
12月15日，距北大50周年校庆和胡适的58岁生日还有两天，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不得不抱憾飞赴南京。
可是，倍受胡适夫人宠爱的小儿子胡思杜，却没有和父母同行，而是留在了北京。
胡思杜为什么要独身一人留下呢？对此，人们有过种种猜测。据胡思杜自述：“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然而真实的原因，却是由于胡思杜对父亲的不满。
1947年，被美国大学驱离的胡思杜给父亲的老朋友、时任驻美大使馆参事的陈之迈写信，请求发放回国的旅费。陈之迈将此信转给胡适。
胡适见信后非常生气，因为胡思杜公费出国留学时已经领过旅费，这次申请属于骗领冒领国家财物，清廉自守的胡适对此岂能容忍？他立刻给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杭立武写信，告知杭立武，不可给胡思杜再发放旅费，如果已经发放，请即刻追回。
这件事使胡思杜丢了脸面，因此对父亲耿耿于怀。
胡思杜回国后，有很多大学请他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聘书最具诱惑力，因为他在美国读的就是历史系。
然而，胡适对此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心里清楚，儿子在美国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国内那些大学之所以聘请儿子，当然不是因为儿子有多高的学术造诣，而只是因为——他是胡适的儿子。
不是凭借自己的才能谋事，而是讬庇父荫，这是胡适所不能接受的。
那时的知识份子，普遍有这样一个共识和道德底线，那就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绝不能用自己的名望为子女谋得不当利益。比如清华大学建筑系台柱梁思成、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和宗璞当年报考清华大学时，因为成绩不理想，照样不能录取。
知子莫如父，胡适知道儿子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因此拒绝了所有大学对儿子的聘请，安排儿子去北京图书馆做工，希望儿子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明明可以做一名体面的大学教师，却被安排去图书馆打杂，这样的落差，使胡思杜对父亲怨气满腹。
所以，这也是胡思杜不随父亲南下而选择留滞北京的一个原因。
起初，胡思杜一定为自己的选择得意万分。新政府成立之初，胡适这位中国学界领袖尚属于争取对象，因此胡思杜也得到特殊照顾，被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学习期间，他极力向上表忠心，不仅把父母给他留下结婚用的一箱金银细软上交，而且把父亲视若珍宝、讬他照看的108箱书籍也捐献出去。
为此他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他觉得那几句表扬比金银书籍还要贵重，因为那意味着认同和接纳。
在胡适南飞之前，新中国曾专门开通“对胡适之先生广播”，要求胡适不要离开北京，并许诺让他继续担任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
1949年4月29日，留在大陆的胡适的老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规劝胡适回到大陆。
但是，对以上劝说都被胡适拒绝。
拉劝不成，自然转为批判。由胡适的亲骨肉发射第一枚射向胡适的炮弹，其杀伤力将巨大无比。
于是，胡思杜被选为第一炮手。
1949年9月22日，胡思杜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出炉，并相继在香港《大公报》和《中国青年》上发表。
文中列举“战犯”父亲的种种罪状，称父亲是“反动阶级的忠臣、帝国主义的走狗及人民公敌”，“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就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并明确表示，和父亲断绝往来。
此文一出，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对胡适的打击可想而知。不过，胡适并没怪就儿子，他觉得儿子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剪报的眉批上写道：“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
不论胡思杜是真心还是奉命，他射向父亲的炮弹很快有了战果：他被定为副教授，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
然而，胡思杜没有想到，既然胡适成了“敌人”，而他作为胡适的儿子，他就背上了原罪，无论他怎样表白自己，无论他如何狠毒地咒骂父亲，这个原罪他也永远洗刷不掉。
从1951年11月开始，由于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而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顺带着就又刮起了一场持续10个月之久的批判胡适的狂潮。扣在胡适头上的罪名越来越多，“异族胡适、文化汉奸、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
尽管胡思杜“大义灭亲”有功，但是此时的胡适已经被批倒批臭，他即使再发射炮弹，威力也大不如前，他越来越受冷落，交了几次入党申请书都如石沉大海，提干更是成为幻想。
1957年，《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出炉，希望大家“鸣放”。
胡思杜以为出头的机会来了，于是立刻响应号召，给院部领导提了几条教学改革的建议。然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是一出“引蛇出洞”的“阳谋”。
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点名“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
于是，一夜之间，胡思杜从狂热的积极份子变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随后，反右运动展开，胡思杜在劫难逃，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成了他的日常工作。
胡思杜的精神崩溃了。至此他才明白，无论他怎样信誓旦旦地和父亲划清界限、无论他怎样不顾人伦地咒骂父亲，他也永远是胡适的血脉，而这个血脉是有罪的。
人们无从得知此时的胡思杜是否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不过，1957年9月21日晚上，他用一根上吊绳告诉了人们答案。那年，他36岁。
他的远房堂兄胡思孟——一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工人，由于和胡适有社会关系，也被打成“黑帮分子”——来给胡思杜收尸。院校领导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自杀”。他在郊外挖了个坑，把胡思杜草草埋了。
1962年，胡适在台湾病逝。他也曾听人说过关于他儿子自缢的传闻，胡适对此半信半疑言：“不应致此”。直到他去世的前几年一直没有再听到他关于他儿子的半点消息和书信，才不得不相信了这些传闻：“小儿大概是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