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答一下。
在1968年“春节攻势”之后，黎笋的爱将文进勇在军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多次以中央军委代表的身份到前线直接负责指挥。但武元甲作为越南党和军队核心领导集团重要成员的地位还是稳固的，他全力支持黎笋关于武力统一国家的决策，为取得越南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越南统一之后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作为越南党内亲苏派的代表人物，黎笋在国家统一之后迅速倒向苏联，并扭动越南的车轮向侵柬反华的方向加速行驶。
武元甲原来与黎笋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不仅长期在军政方针上看法相同，而且在历史上也有重要渊源。武元甲经常对黎笋说一句话：“是三哥（黎笋的党内称呼）指引我走革命道路的。”黎笋也常用另一句话回答：“我对你的帮助是因为我想到了你的发妻。”这是有一段故事的。1940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黎笋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当时印度支那共产党很快就要领导发动著名的南圻起义。这时候同监有一名囚犯扔给黎笋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外面即将发生南圻起义的消息。不幸的是，这张小纸条掉到了监室外面，被一个法国军官捡到了。黎笋知道法国人会枪毙任何与南圻起义有关的人士，于是请前来探监的武元甲夫人阮氏光泰（她的姐姐越南著名抗法烈士阮氏明开与越共领袖胡志明也有一段情缘）帮忙，请她疏通那名法国军官以拿回小纸条。阮氏光泰也是个巾帼英豪，略施巧计，就拿回了那张纸条，救了黎笋一命。后来黎笋被判处10年徒刑，流放到昆仑岛，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后获释。既有这样的历史渊源，也难怪前面武元甲和黎笋会经常互答联络感情了。
可惜的是，政治是无情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黎笋在70年代末实行的侵柬反华政策，武元甲持反对态度，主张不以要轻易陷进去，“和中国同志缓和矛盾”等。他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不顾黎笋多次明里暗里的示意拉拢。黎笋是越南领导人中少见的强力领袖，尽管武元甲位高权重，又长期和黎笋关系很好，但这动摇不了黎笋的政治信念。由于胡志明当年开了好头，越共党内不搞暴力清洗，黎笋在收拾反对派时手段也比较温和，通常都是将其从重要岗位上拿下来换个地方养老。由于武元甲功勋威望太高，在党内军内深孚众望，因此黎笋采取了过渡的办法，授给越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书记文进勇以更大的权力，逐步降低和削弱武元甲在军队中的地位及影响。到1978年12月越军大规模入侵柬埔寨时，主要由文进勇主持制订军事计划和负责军事指挥。武元甲这时虽然还是中央军委书记兼国防部长，但已经靠边站了。
历史走到1979年2月17日，终于爆发了中国对越南的惩罚战争（中国称“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越南称“1979年北部边界战争”）。此时，文进勇和越南总理范文同正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访问，第一时间在首都河内指挥部队在边境进行抵抗的责任落到了武元甲肩上。
实际上，由于武元甲对于越南侵柬战争的消极态度，以及不同意和中国搞坏关系的感情倾向，导致他对中国的行动产生了误判。武元甲认为中越关系尽管已经恶化，但中国再怎么也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真的动手。而且中国刚刚经过十年文革运动的折腾，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已严重衰弱，国内百废待兴，也无力发动一场边境战争。中越双方的矛盾，还是要坐下来谈判，武元甲也期待中国能在谈判中对越南让步。另外，武元甲过分看重《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效力，认为北方有苏联镇着，中国不敢对越南轻举妄动。当时越北一线的越军部队受到了上级宣传，“战斗打响后30分钟，苏联将派兵帮助越南打中国。”不能不说，从越军的高层到基层都弥漫了这种意识。因此，尽管战争临近的威胁已有明显征兆，但北部边境的越军兵力火力部署仍然比较分散，不是应对大兵团作战打击的积极态度，而还是像抗美救国战争那样的游击部署。结果当战争真的到来的时候，一线越军当即遭到重创，损失惨重，陷入了全面被动中。
这个时候武元甲的应对方针仍然是消极的。他主持国防部命令边境一线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军持节节抵抗战术，尽量迟滞中国军队的进攻。同时，又按住二线的机动主力部队不动，希望不扩大战争规模，继而提出停战谈判，以获得调整部队的时间。然而中国这次就是搞惩罚作战，目标不大不小，不管越南有何种态度，该打的地方就要打下来，该破坏的就要破坏掉，结果让武元甲的希望完全破产。直到文进勇和范文同从柬埔寨紧急赶回河内，又在黎笋主持下对局势进行了全面评估，这才改变了作战方针。新的方针主要有三条：一、死保经济重镇柑塘；二、在谅山决一死战；三、中国打过来，越南也要打过去。同时抽调在柬埔寨的3个主力步兵师紧急回援。此后，武元甲的军事指挥权又转给了文进勇，再次当了看客。
在后面的战争进程中，谅山、柑塘均未保住，反而使东西两线的越军两个步兵师又遭到重创。打到中国境内倒是实现了，但也仅是加强营级兵力打进去5公里，抢了几个村子，很快又被中国军队赶了出来。战争打到3月5日，边境重镇谅山丢失，河内东北方向门户顿开，中国军队可以沿着1号公路和统一铁路直取越南首都，而越军在沿途只设置了一些野战工事，防线脆弱。面对危机，黎笋只好下令进行全国总动员，并急调二线部队开上去填补防线缺口，阻止中国军队继续推进。就在这时，中国宣布惩罚目的已经达到，开始撤军回国了。
经过1979年的这次战争，武元甲在越南党内军内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越军在柬埔寨“前途不光明”，主张重新讨论与中国的关系。此时越南在柬埔寨已经泥足深陷，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必须打下去。而越南的经济实力孱弱，人民生活困苦，只能抱住苏联的大腿不放，依靠苏联平均每天300多万美元的援助维持党政军民各项开支。在这种形势下，黎笋也不再客气，于1980年初解除了武元甲的中央军委书记和国防部长职务，并把他踢出了中央政治局，只保留中央委员。此后武元甲虽然还担任越南—苏联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越南分会主席的职务，但已经彻底边缘化，无权再置喙国家党政军事务。
说来这未尝不是好事。武元甲保持着独立的政治观点，从黎笋集团中切割出来，不再参与中越战争，一定程度上也保住了自己的清白。等到1986年黎笋逝世，阮文灵当权，准备改变越南的内外政策时，武元甲又挺身而出，毛遂自荐，表示愿意为恢复中越关系发挥作用。于是，武元甲复出政坛，于1987年6月在越南第八届国会上当选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即副总理）。接下来，就出现了 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武元甲身着越南人民军大将礼服公开亮相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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