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4日，星期一。
堪萨斯草原刮着西北风，风里还有冬天没退干净的寒气。
福斯顿军营是这片荒地上临时搭起的一座小城，几百栋木板营房在大风里发出微微的呜咽。
炊事兵阿尔伯特·吉切尔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喉咙紧得发疼，就像被砂纸蹭过一样，他当时没在意，那些年月里当兵的人没人不咳嗽。
他到厨房点火，煎了几百份土豆和咸肉，给排队的士兵打饭。
早饭快结束的时候，他开始发烧。
上午八点，他走进医务室。
值班军医的字迹潦草，留下了几个字：上呼吸道感染，发热华氏104度。（约等于40摄氏度）
然后他被打发回了铺位躺下。
中午之前，又有一百多个士兵走进同一间屋子，都是同样的症状。
三个星期之后，福斯顿军营有一千一百多人卧床，四十六人因此死去。
阿尔伯特·吉切尔自己活了下来，他后来回乡，娶妻生子，活到七十几岁去世。
他当初或许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任何历史书里，他的一生只是一个普通而幸福的美国人。
可他的名字今天出现在每一本写过那场瘟疫的书里，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被档案记录在案的西班牙流感病人。
不过“被记录在案”和“第一个生病的”也不是同一回事情。
那天清晨他走进医务室的时候，疫情其实早已在堪萨斯州的某个地方悄悄铺开，比他更早的病人散落在了乡村小镇上。
没有军营的统计制度，没有军医的笔记本，他们的名字永远地随风去了，吉切尔只是历史这头巨兽刚好抬眼看见的那一个。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要从他走进医务室的那一刻开始，往后倒推很多年。
要讲这个病毒的来历，得先讲一种常见的野鸟。
野鸭。
讲的再具体一点，就是那些每年会随着季节在西伯利亚、北美草原、亚洲大陆之间长途迁徙的水禽，它们身上携带着地球上几乎所有种类的甲型流感病毒。
不过病毒在它们的肠道里时，这些病毒只是安静地复制着，不会引起任何明显的病症，它们会随宿主的粪便落入湖水，再被另一只野鸭喝下去。
这个共生关系已经持续了至少几千年，野鸭是流感病毒的故乡，是一座庞大的、温和的、隐形的自然活体仓库。
每隔几十年，这个仓库里就会有一种病毒，因为某种偶然，跳出鸟的身体，钻进哺乳动物的细胞。
大多数时候这种跨物种跳跃失败了，病毒在新宿主体内无法复制，很短时间就会被免疫系统消灭干净。
但偶尔，在极少数情况下，它在跳跃的过程中获得了适应哺乳动物身体环境的能力。
这种能力来自病毒的基因突变，病毒每复制一次就会犯一些抄写错误，绝大多数错误对它而言是有害的，大多数变异体很快就会消失，少数无伤大雅，但是极个别的，会赋予它新的能力。
1918年那个病毒，就是从野鸭这座活体仓库里逃逸出来的。
科研人员用一种叫分子钟的方法反推过它的年龄。
每个病毒基因都在以可估算的速度积累突变，通过比较不同毒株之间的差异，我们就能推算出它们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多久之前，这种推算的精度不高，但能给出一个区间。
结果指向一个科学事实：1918那个病毒，作为一个能感染人类的特定版本，很可能在1900年到1915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就已经形成。
也就是说，它在引发那场世纪大瘟疫之前，很可能已经在某些角落里悄悄存在了十几年。
这一点有几个零星的旁证。
1915年冬天，美国波士顿出现过几起原因不明的重症肺炎。
1916年，法国北部的埃塔普勒军营报告过一种叫做“化脓性支气管炎“的小爆发，那里同时挤着数万英军伤兵、几千匹军马、还有大批为肉食饲养的鸡鸭，是一个完美的病毒养蛊场。
1917年初，美国几个州的死亡统计里，肺炎那一栏的数字突然异常。
这些病例在当年都被当作普通呼吸道疾病处理，没人保留过样本，也没人想到要测病原体。
那时候人类还不知道病毒是什么，在电子显微镜发明之前，病毒这种东西还无法被人类直接观测到。
所以这个病毒可能已经存在了多少年？
老实的说：我们不知道。
可能五年，可能十年，也可能十五年。
在引发1918大流行之前，它在人间就像一缕看不见的雾，飘过堪萨斯的麦田、法国的战壕、可能还有更远的地方，被人们一遍遍地咳出来又吸进去，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
然后，1918年的某个时候，它变了。
具体是哪一天我们或许永远都无法知道。
可能是1918年5月的某个下午，可能是6月，病毒在某一次复制中获得了一组新的突变，这组突变改变了它表面血凝素蛋白的形状，血凝素是病毒用来钻进人体细胞的那把钥匙，钥匙的形状变了之后，能开的锁也变了。
原本的病毒版本主要钻进鼻腔和喉咙的细胞，让人发烧几天就过去，变异后的版本能一直钻到肺泡深处，把肺彻底攻陷。
但在它完全变身之前，它还要足够多的传播基数。
1918年3月吉切尔走进医务室的那个时刻，正赶上美国向欧洲大规模运兵。
一战进入第四个年头，欧洲战场每个月吞噬十几万条年轻生命，协约国急需大量兵源，美国从1917年4月参战以来，征兵局每个月把几万人送上军舰横渡大西洋。
福斯顿军营就是这样一个中转站，新兵在这里集中训练几周，然后整营整团地开拔。
3月那一波流感席卷了福斯顿，又随着这些士兵搭船西渡。
4月初他们到达法国布雷斯特港，然后是利哈弗尔，然后是马赛。
沿着补给线，它进入英军、法军、意军、德军、奥匈军的战壕。
德军前线的报告显示，6月间有超过五十万名士兵因为这种“三日热”丧失战斗力。
德军实际统帅鲁登道夫后来在回忆录里抱怨，他1918年7月发动的“和平攻势”之所以功亏一篑，部分原因正是这场流感。
攻势失败，战线崩溃，三个月后德国宣布投降。
这一波流感在前线杀死了一些虚弱的、营养不良的士兵，但总体上还算可以控制，患者通常发烧三天，关节酸痛，咳嗽几声，然后好转。
医生把它登记为“流行性感冒”，没有给它专门的名字。
当时大家觉得，这又是一年里的常见时疫，跟往年没什么不同。
到6月底，这波温和的疫情开始消退，各国军队松了一口气，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前线的厮杀。
报纸上有一些零星报道，最早大规模公开报道的是西班牙。
西班牙是中立国，没有战时新闻审查，马德里在5月间几乎瘫痪，连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都病倒，其他参战国为了不让消息影响士气，对国内疫情严格封口。
所以在外人看来，似乎是西班牙最严重，所以西班牙流感这个错误的名字就这样被叫开了。
西班牙人自己很恼火，他们在国内把这病叫做“那不勒斯士兵”。
但污名一旦贴上就甩不掉，一百年后，这场遍及全球、几乎肯定起源于美国的瘟疫，还是顶着西班牙的名字写在每一个国家的教科书上。
7月到8月的时候，世界以为这事已经过去了。
1918年8月底，三个港口城市在同一周内报告了一种新型的重症肺炎。
第一个是法国布雷斯特，美军主要的登陆口岸。
第二个是塞拉利昂的弗里敦，英帝国在西非的煤炭补给站。
第三个是美国波士顿。
三座城市之间隔着大洋，互不相通，几乎同时爆发相同的疫情。
这个时间和空间上的同步意味着，变异版本的病毒已经在春夏之间通过军队的航运网络扩散到了世界几个关键节点，只等一个引爆点。
9月初，疫情蔓延到波士顿郊外的德文斯军营。
德文斯当时驻扎着四万五千名美军，比设计容量超载了百分之二十五。
9月7日，第一个士兵被送进基地医院，诊断是脑膜炎。
9月12日，又有十二个人因为类似症状住院。
一周之内，住院数从几百急剧上升到了几千。
军方紧急召来了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病理学家威廉·韦尔奇，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灵魂人物，年近七旬的老人，见过霍乱，见过伤寒，见过几十年前的几次流感大流行。
他到达德文斯的那天是9月23日，下着雨。
军营医院的走廊上躺满了人，床位此时早已用光，士兵们直接躺在走廊地板的稻草垫上，没有毛毯，没有医生，咳嗽声此起彼伏。
韦尔奇走进尸检室，两个士兵的尸体并排放在解剖台上，他切开胸腔，把肺取出来。
士兵尸体的肺已经不像肺了，它沉甸甸的，紫黑色，切面渗出血色的泡沫液体，没有任何健康肺组织的海绵感。
韦尔奇这个见过几十年人类尸体的老人，停顿了一下，然后转向身边的助手，低声说：这一定是某种新型的瘟疫，或者鼠疫。
它不是鼠疫，但它所造成的死亡场景比任何一次普通流感都更接近瘟疫。
德文斯军营的另一位军医叫罗伊·格里斯特，在那段日子里给一位老同学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后来成为研究1918大流感最常被引用的原始资料。
信里有几句话大致是这样的：
紫色的脸来自缺氧。病毒侵入了肺泡，让氧气无法进入血液，血液带不走二氧化碳，皮肤就一点点变成静脉血的颜色，医学上叫发绀，最严重的患者，皮肤的紫色会深到分不清原本的肤色。
但是这一次流感更让人困惑的是它的死亡分布，普通流感最容易杀死老人和婴儿，但1918年的这个版本，专挑20到40岁的青壮年下手，死亡曲线画出来是一个W形，两端是老人和婴儿，中间是青壮年。
这一中间隆起的异常曲线在医学统计上极其罕见，几乎没有先例。
不过在今天我们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那个年龄段的人免疫系统最强健，对入侵的病毒反应最激烈，所以在这个病毒的入侵下，他们的免疫细胞像受惊的军队一样冲向肺部，最后击穿了自己的城墙。
这种现象叫细胞因子风暴，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让肺泡毛细血管破裂渗漏，肺泡里灌满了自己的血浆和炎症碎片。
患者本质上是被自己的免疫系统淹死在自己的体液里的，年轻人因为免疫太强，反而最容易死。
那个秋天，无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很多人前一天还在跟战友打牌，早上还能自己走路去医务室，结果三天之内就变成走廊地板上的青紫色尸体。
9月28日，星期六，费城。
那是一个晴天，街道两边挤了二十万人。费城正在举办“自由公债”游行，号召市民购买战争公债。
乐队，旗帜，护士方阵，水兵方阵，飞机模型从头顶飞过，整整两英里的游行队伍。
负责城市公共卫生的主管叫维尔默·克鲁森，他知道波士顿郊外的德文斯军营出了大事，那时德文斯每天死一百多人。他甚至已经收到费城海军基地的预警，几艘从波士顿开过来的军舰一靠岸就放下了几十名重症患者，市内的传染病医师私下找过他，恳求他取消游行。
克鲁森拒绝了，理由是这次游行对战争士气和公债销售太重要，他还公开向报纸保证，费城没有流感疫情，市民可以放心参加。
游行结束七十二小时后，费城所有医院的床位用光了。
十天之内，城市死了两千人。
六个星期之内，死了一万二千人。
殡仪馆撑不下去了，许多人的尸体在公寓里腐烂三四天都没人来收，后来政府从外州调来挖坟工人，城市征用有轨电车的车厢当临时殡仪车。
1918年10月的费城，棺材已经成为了奢侈品，市政府特别下令凡有棺材库存的木匠铺必须按官方限价出售，禁止哄抬价格，一些黑人区甚至没有棺材，死者用粗布裹了直接埋进公共墓穴。
费城是这场瘟疫里损失最惨重的美国城市之一，单月死亡率超过千分之十一，后来的研究表明，假如克鲁森取消了那次游行，至少能挽救几千条人命。
他从未公开为此道歉过，1919年黯然辞职。
费城只是流感肆虐的世界下的一个小角落。
那年11月，一艘叫塔伦号的客货船从新西兰奥克兰开到西萨摩亚的阿皮亚港，船上有几个流感患者。
新西兰殖民当局没有要求检疫，让船直接靠岸，两个月内，西萨摩亚八千五百多人死亡，占全岛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
一海之隔的美属萨摩亚，由美国海军治理，美军指挥官约翰·波耶下令所有进港船只严格隔离，疫情期间一艘也不许靠岸。
结果整个美属萨摩亚没有一个人死于这场流感。
两个萨摩亚的对照成了流行病学史上最显眼的一组对照：检疫是管用，而且是立刻就管用的。
阿拉斯加西海岸有个因纽特小村叫布雷维格米申，全村八十名成人，五天之内死了七十二个。
这个村子完全靠捕鱼和驯鹿生存，劳动力的突然消失意味着剩下的人连冬天的存粮都没有办法准备，村里幸存的孩子因此被装上狗拉雪橇送往南方的传教所，这个村庄事实上灭绝了。
印度的死亡数字最为惨重，当时的英印当局对疫情应对极度无能，估计的死亡人数从一千两百万到一千七百万不等，主要集中在贫困的农村。
许多村庄无人收尸，恒河两岸漂着用粗布裹好的尸体，因为按印度教传统死者要在水边火化，但木柴价格涨到普通家庭买不起。甚至圣雄甘地本人也感染了，之后侥幸幸存。
南非兰德金矿的黑人矿工大批死亡；伊朗北部的城市死亡率据估算高达百分之八到二十二；日本东京疫情严重时，电车司机大量缺勤导致整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瘫痪；巴西里约热内卢，市长本人也染病，市政府一度无人主持工作。
到1918年底，全球至少有五亿人感染了这种病毒，也就是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死亡人数没有人能精确统计，最早的估计是两千万，后来修正为五千万，一些近年的研究认为甚至可能高达一亿。
但是无论哪个数字，这一场流感带走的生命都超过一战四年的总死亡。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9月，来到旧金山。
旧金山是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是1918年第一批认真应对疫情的城市之一。
10月22日，市政府颁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道大规模的强制口罩令：所有人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四层纱布口罩，违者罚款五到一百美元，或者监禁十天。
这个口罩令在当时其实是很新潮的东西，而且灵感来源来自于中国。
七年前，1910年底，鼠疫从俄国边境扑向中国东北，一位三十一岁的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马来西亚出生的华人）被清廷紧急派往哈尔滨，他通过尸检确认这是经飞沫传播的肺鼠疫，于是设计了一种多层棉纱口罩，强制所有医护、警察、铁路工人佩戴，鼠疫被控制了下来。
在1911年4月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连德的口罩成了国际医学界的范本。
七年后，旧金山卫生官员脑子里或许参照的就是伍连德的方法。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戴口罩这件小事居然会引来一场政治风暴。
10月28日，旧金山街头。
一个名叫詹姆斯·维瑟的铁匠，五十多岁，在街头煽动人群扔掉口罩，卫生局的督察员亨利·D·米勒要带他去药店买口罩，维瑟拒绝，态度激烈，两人争吵起来，维瑟用一袋银元砸倒了米勒。
米勒掏出手枪，开了四枪，维瑟中弹倒在街上，另外两名路人也被误伤，这一幕被路过的市民目睹，第二天上了所有报纸的头版。
维瑟最后活了下来，米勒被指控故意伤害，但这件事变成了后来的口罩之争的标志。
旧金山在1918年底解除了第一次口罩令，因为疫情似乎过去了。
可1919年1月，新一波疫情卷土重来，市政府重新颁布口罩令，这一次，反对的声音组织化了。
1月底，一个叫做反口罩联盟的组织在旧金山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达数千人，发起人是一位著名女权活动家、律师E.C.哈林顿夫人，成员包括医生、市议员、商人等等。
他们提出的主张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熟悉：政府是否有权基于尚未确定的科学证据进行强制？卫生委员会未经市议会授权颁布的法令是否合宪？强制戴口罩侵犯个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这些问题在1919年没有被回答，在21世纪依然没有被回答。
不过当年反口罩联盟真实造成的破坏性不大，因为当时纱布口罩的实际效果其实很有限。
1918年大多数人戴的口罩只有两到四层纱布，比伍连德建议的六层薄得多；纱布编织粗，飞沫可以穿透；潮湿后过滤效果骤降，但很少有人频繁更换。
后来的回顾研究确实显示，戴口罩的城市和不戴口罩的城市，死亡率差异并不显著。
但是当时反对口罩的人，并不是因为科学所以才反对的。
那是一战刚刚结束的几个月，美国民众经过两年的战时管制（粮食配给，燃油配给，言论审查，《反间谍法》的肃杀气氛）刚刚松了一口气，强制口罩令在很多人感受里，是战时强制的延续。
“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让政府这样管我？”这种情绪在那个冬天的街头随处可见。
旧金山警方在1918年10月到11月之间逮捕了将近一千个违反口罩令的人，报纸把他们叫做口罩懒汉，将姓名和地址登在头版，社会羞辱和法律处罚一起施加，被罚款者中很多是日薪两三美元的工人，五美元的罚款够他们家两天的伙食。
1918年底，第二波疫情开始减弱。
原因和过去无数次瘟疫一样，因为最容易被这个病毒杀死的人，已经被杀完了。
剩下的人要么是活下来的，他们的体内产生了抗体；要么是从来没被感染过，他们或许有某种基因上的天然抵抗；要么是病毒本身在反复传代中减弱了毒力。
三种因素叠加，1919年春天的第三波疫情虽然仍夺走不少人命，但已经不像1918年秋天那样致命。
到1920年初，这个世界终于安静下来，战争和瘟疫的声音渐渐消失，但前者得到了无数纪念碑，后者只得到几个零散的统计数字。
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各国元首商讨如何签订对德和约，会议期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突然高烧、抽搐、说胡话，他的私人医生归因于流感。
在病情最严重的几天里，他原本坚持的几项温和条款被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一个一个推翻，对德国最严苛的赔款条款、最屈辱的战争罪责条款由此机会写入条约。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威尔逊那场病间接埋下了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那一年地球上的预期寿命统计出现了惊人的下坠。
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1918年比1917年下降了将近十二岁，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单年最大跌幅。
世界范围内有数以百万计的孩子一夜之间成了孤儿。南非约翰内斯堡、印度部分省份、阿拉斯加因纽特村庄的孤儿潮持续了整整一代人。
后来的经济学家发现了这场瘟疫留给人类的另一个伤痕，母亲在怀孕期间感染过这场流感的人，也就是1919年出生的那一代美国人，成年后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身体残疾比例都明显劣于他们前后年份出生的同胞。
这场瘟疫的伤害延伸到了它结束之后的整整一生，写进了几百万人的命运里。
但在今天，最奇怪的事情是，这场杀人比一战还多、堪比黑死病的瘟疫，在战后的世界几乎消失在公共记忆里。
战争有纪念碑，许多英美法德的小镇广场上都立着一座写满阵亡者姓名的石碑。
战争有电影，有诗歌，有小说。海明威，雷马克，欧文，从一战的废墟里走出整整一代文学大师。
而那场流感呢？它没有纪念碑。1918到1920年间死掉的五千万人，在西方世界的城市广场上几乎找不到任何标志他们存在过的石头。
文学里也几乎没有它的位置，只有零零散散几篇。
凯瑟琳·安·波特写过一篇中篇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写的是她自己1918年在丹佛染上流感、差点因此死去的经历；托马斯·沃尔夫的《望乡天使》里有一章关于哥哥本死于流感；还有威廉·麦克斯韦尔的《他们如燕子般来去》，然后就几乎没了。
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1976年出版了一本研究这场瘟疫的书，后来再版时改名为《美国被遗忘的大流行》。
他在序言里写道，他翻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中学教科书、大学教科书、综合史，几乎找不到对1918大流感的认真叙述。
为什么这场杀人如此之多的瘟疫会被遗忘呢？克罗斯比认为是：这场瘟疫来得太快，去得太快，又恰好被世界大战的阴影遮蔽。
这段历史里没有英雄，没有反派，也没有戏剧性的转折，只有大批没有面孔的死者。一个没有拯救世界的科学家传说，或者政府投毒传闻，只能等瘟疫杀死所有它能杀死的人事情，被遗忘是它最好的结局。
同时还有另一个原因，医学界对自己在这次流感中的无能为力感到羞耻，宁愿不去深究。
当时几乎所有医生都坚信病原体是1892年发现的流感嗜血杆菌，一种细菌，他们花了二十年研发针对这种细菌的疫苗来预防大流感，全部白费。
真正的病原体要到1933年才被分离出来，那个时候人们才发现病原体原来是病毒，集体的尴尬让大流感这个话题在医学院的课程里悄悄退场。
这场瘟疫因此被埋没了，在公众记忆中消失了将近一个世纪。
直到一个瑞典裔的退休病理学家把它从冰里挖了出来。
约翰·赫尔丁这个名字在今天大概只有研究流感史的专家才熟悉。
但他做的事情，是过去一百年医学史上最浪漫的一次执着。
赫尔丁出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后来移民美国，1949年他在爱荷华大学读医学博士，导师建议他去找一种可能保存有1918大流感病毒的人体组织样本。
而当时他们的思路是：如果有人在那场瘟疫中死亡，并且被埋在永久冻土里，那他们的肺组织可能至今还冷冻保存着病毒。
1951年6月，二十六岁的赫尔丁带着三个同事，飞到阿拉斯加的小镇诺姆，再坐小飞机飞到布雷维格米申。
三十三年前那场瘟疫几乎灭绝了这个村庄，他通过当地教会获得许可，挖开公共墓地的冻土。
他从四具保存相对完好的遗体中取下肺组织样本，装在干冰里，带回了爱荷华。
但是样本里并没有能复制的病毒，当时的技术只能尝试把组织悬液注入鸡胚，看病毒能不能在鸡胚中繁殖，所有尝试都失败了。
赫尔丁的导师宣布这条路走不通，赫尔丁失望地结束了博士论文，转去做了胸外科医生，几十年过着普通医生的生活。
但他并没有真正放弃过。
1997年3月，赫尔丁已经七十二岁，从医院退休，一天他坐在加州旧金山郊外的家里，翻看一本叫《科学》的杂志时，一篇文章吸引了他的注意。
文章作者是华盛顿一个叫杰弗里·陶本伯格的年轻分子病理学家，陶本伯格的团队用一种新技术，从美国陆军病理学研究所保存的一块1918年战死士兵的肺组织福尔马林切片中，部分扩增出了那个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
文章的结尾说，他们急需更多保存完好的组织样本，才能完成整个病毒的基因测序。
赫尔丁放下杂志，给陶本伯格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里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我四十六年前去过阿拉斯加的布雷维格米申，我现在打算再去一次。
陶本伯格以为这是一封怪人来信，因此他只是简单的礼貌回信表示感谢，没有在意这件事情。
但赫尔丁是认真的。
他用自己的退休金买了机票，飞到阿拉斯加，再次抵达布雷维格米申。
村里还有几个老人记得他四十六年前那次拜访，教会重新批准了挖掘，村民帮他在冻土上挖了五天。
第四天，他们挖到一具女性遗体，身材丰满，肥厚的脂肪层在零下的土里保存了她肺部的低温环境，赫尔丁后来在文章里给她起了一个名字：露西。
那不是她真实的名字，她的真实名字已经在历史长河中被冲淡了，历史从来不会给普通人留下太多机会，这个名字只是赫尔丁为了让她不只是一个标本而起的代称。
赫尔丁从露西的肺里取下样本，用四个小瓶分装在防腐液里，回程他不放心，把这四个小瓶用四种不同的快递方式寄给陶本伯格。
一个用联邦快递，一个用UPS，一个用美国邮政，一个亲自带在身上的行李里。万一有一两个丢了，剩下的也能到。
四个小瓶都安全送达。
陶本伯格的团队用了将近十年时间，从露西的肺组织和士兵尸检蜡块中拼出了1918病毒的完整基因组。
2005年10月，他们在《自然》和《科学》上同时发表论文：1918病毒的全基因测序完成，并在最高生物安全等级实验室中重组成功。
复活的病毒被注入实验小鼠的鼻腔。
四天之内，小鼠死亡。
它们的肺呈现出和当年罗伊·格里斯特军医描述的一样的样子：沉甸甸的、紫黑的、渗着血色泡沫液体。
八十七年前杀死露西的那个东西，在实验室里，依然能用同样的速度，杀死哺乳动物。
赫尔丁从来没有从这件事中获得过任何金钱报酬，也没有要求论文署名，他只是想看看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露西后来回到了冻土里。
她的名字仍然没有人知道，但是因为她，全世界终于知道了那场瘟疫的病原体的真实样子。
如果你问今天的病毒学家：1918大流感的病毒消失了吗？
他们可能会告诉你的是，没有。
1918大流感病毒的基因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星球，它在1918年扫过人类之后，传到了猪身上，并在猪群里安定下来，变成了今天的经典猪流感。
它在人群中也没有消失，它只是慢慢减弱，作为一种季节性流感，每年冬天继续在人类身上轻微感染，让我们咳嗽几天。
后来历次大流行（1957年的亚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2009年的猪流感）它们的病毒在基因上都能追溯到1918那一株。
陶本伯格因此称1918病毒为“所有大流行之母”，我们每年接种的流感疫苗，预防的就是它留下的子孙后代。
2020年初的几个月里，当新冠病毒扩散到世界时，许多公共卫生官员、流行病学家、政府决策者，案头摆着的都是同一本书，就是约翰·巴里那本《大流感》。
他们重读了1918年那场瘟疫里学到和忘掉过的教训：戴口罩、保持距离、关闭学校、对来船检疫、让政府说实话、不要让一场公债游行决定一座城市的命运。
但是显然，人类是一种记忆力很短暂的生物。
这些教训让人类在1918年付出过一遍代价，结果在2020年又付出了一遍。
下一次还会付出。
让我们最后回到那个被历史记录的早晨。
1918年3月4日，星期一，堪萨斯草原的风从西北方刮过来。
福斯顿军营的炊事兵阿尔伯特·吉切尔坐在医务室门口的长凳上，等着军医叫号，他的喉咙痛得越来越厉害，已经开始打起寒战，他那时大概在想中午之前能不能回到厨房继续干活，他可能不会想到很远的事情，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被历史记录的关键时刻。
他并不会知道他的喉咙里此刻有一种东西，正在他的每个细胞中分裂、复制、咳出去，飘到他身边身边的战友和护士身上。
他不会知道再过几个月，这种东西会让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生病，给人类从此开启了流感周期的历史。
他不会知道这一切。
他当时只是觉得喉咙痛而已。
他只是个普通的炊事兵，那天早上有点不舒服。
而我们今天写下这些字和历史的人，仍然活在那个早晨之后的世界里。
今天每一次冬天到来，咳嗽声四起，超市货架上的口罩售罄，急诊室开始拥堵，我们都是阿尔伯特·吉切尔走进医务室那一刻打开的那个世界里的孩子。
他不知道自己打开了一扇门。
但是门已经开了。
它再也没有关上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