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只是一些吐槽，不包含更多的原始资料。
对于一个全新的传染病，按照目前比较公认的公开信息，中国是目前最早识别和意识到这个病原体存在的国家。对这么一个疾病，信息有限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专家都不敢说一个东西“不存在”，而只能说一个东西“尚未发现”，或者“没有明确证据”。这个表述方式，是一个医学上面对不确定性问题常用的表述方式。其实专家自己一开始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也不敢保证一个新发的呼吸道传染病，尤其是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病，缺乏人际间传播的可能性。而专家组一开始极力想找，或者想排查的，就是人际间传播的证据，所以国家层面多次派了去湖北的调查组。但是找证据的过程存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阻力，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相应地，我们的防控措施只能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进行，一边收集资料，一边部署防控。决策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策略一定是成本和效果上的最优解。有限的信息下有多种行动策略。试想一下，万一封城封早了，成本太大，网上骂得恐怕比现在还凶。虽然1月5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议采取更积极的防控手段，但这也只是专家建议的可行策略的一种，当时有限的信息并不一致地指向唯一的防控策略。
家庭成员内的疾病传播没法证明疾病的传染性很强。去年北京输入性的肺鼠疫病例，一家两人感染，但其他接触者没有发现感染，这个情况能证明疾病在家庭外和社区内发生传播了吗，能证明疾病传播失去控制了吗？即便有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播，对评估传染病社会危害，给出的说服力仍然是有限的，因为家庭成员暴露机会多，本来就最容易感染，就算一个病原体传染性很差，照样可能出现家庭内的聚集感染，这个信息的说服力非常有限。
比较早公开明确提示人际间传播的证据，是其他国家发现感染者。但是这个信息被识别出来，已经到1月10日以后了，而国内专家公开发布证实病毒社区传播的信息，是在1月20日，考虑到实际的调查工作进度，即便过程中存在延误，技术因素也占很大一部分，和之前非典信息公开和干预措施延迟数周的情况性质并不完全相同。
新冠病毒感染者有大量的人群没有明显症状，还有一部分人群有足够长的潜伏期，从发现到采取措施是存在一定时间差的。人们更希望看见一个事情完全可以通过人为操作根除和避免，并且迁怒于人。但是这个病毒的属性决定了，它没法在第一时间被扼杀在摇篮里。如果我们总要让某些专业人员承担不恰当的责任，那和美国一些民众认为福西或者比尔盖茨是罪魁祸首就没有本质区别了。总有一些人非要把天灾归咎为百分之百的人祸，这种指责，和国外要求中国赔款用的是一套逻辑。
而早期防控在面向公众时，真正存在的问题是，权威机构的口径一直是这个病毒传染性不高，没有让人们充分意识到后续防控级别上调的可能性。没有倡导更多的社区防控行为，也没有鼓励公众自发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因此一般公众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后面一旦情况变了，就认为前面没通知到位。相应地，在个人并不充分知晓风险的情况下，主动自发的防护无法做到位。
我每次在回答里说信息应该更公开透明时，总有一些人会在评论区里说，公开透明的更高级别的预警会造成社会混乱，会把老百姓吓着。这类观点其实就是反对更公开透明的宣传策略，而且要营造一个卫生系统无所不能、大包大揽、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形象。由此可见，在宣传时报喜不报忧是有群众基础的。我也不知道这么说的人自己有多聪明，现实世界里是什么职业，什么身份，自己到底会不会被吓着，自己又想不想更早获得信息。一群处在信息链条下游的人，自己都害怕真相，到头来怪罪上游没有信息公开，这是哪门子道理？
一些人总把别人当成小孩，不把别人的知情权当回事，自己以为别人好为由总把问题往轻了说，这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根源的。而抱有这种想法的人甚至不是什么官员或者执掌大权的人，他们可能只是长辈、职工，但是在生活中，对善意谎言的滥用以及不把别人当成有主见的人看，这个想法已经到了非常普遍的程度了。有这样的文化基础，出现系统性的报道偏差或者瞒报并不奇怪。
另一方面，既然一些非专业人士认为专业人员无所不能，所以披露的信息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了，这就会给专业人员增加许多不恰当的责任，以及过高的期待。成为专业人员，很容易被当成神仙或者被人踩在脚底永世不得翻身，判断正确就成了神仙，判断错误就成了千古罪人，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这和医生治不好患者就活该被打的逻辑一脉相承。这种舆论要求的无限追责的逻辑，和医疗纠纷里让无过错的医护人员人道主义赔偿一样，是对公正原则的践踏。
再加上一些所谓的政治正确和个人偏好，专家的日子就非常难过了。钟南山院士在采访时对李文亮医生披露信息的做法表示认可，王辰院士说中国的研究能力和技术资源比发达国家有差距，张文宏主任说建议保证蛋白质摄入，高福院士第一时间在顶级医学杂志上向全球发出预警和信息通报，上述种种行为居然都能看到有一批人认为这些做法政治不正确，国内的舆论也是让人大开眼界。想在中国当个处理公众事务的专业人员，舆论压力一点不比民众会骂福西的美国小，专家也太难当了。
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一看网上，人人都成了流行病学家、传染病学家、呼吸病专家、危重医学专家、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卫生经济学专家、卫生政治学专家、全球卫生专家。一个个长篇大论，指点江山，或者言辞激烈，都要追究专家责任，再一问这些要追责的人是什么专业背景呢？只要追问下去，这些人也未必理解自己用的概念是什么意思，更不用说这些人有没有处理高风险、不确定性问题时的决策和大众传播经验了。不说资格问题，就说能力问题，除了对着条文找程序上的硬伤之外，网上有几个人具备国内顶级专家的水平，能找出这些专家的技术漏洞呢？如果这些专家都不信了，现在全世界的情况我们也看见了，国外专家的整体表现也和国内相差不大，没有说哪些专家就比国内整体水平高出一头。那网友还相信谁呢？
但是回到本文一开始说的，有些人这次的事件中认为国家疾控有原则性错误，认为负责人有法律法规、流程方面的问题或者技术上的原则性问题，我目前看到的批评指责，没有什么是专业层面十分合理的。更多的人只是想寻求一个理想世界中仗义执言、说话又从来不会出错的完美的专业人员形象，以此来贬低显示世界中工作的人而已。而疾病防控的策略其实是个很现实、有很多专业流程、要面对很多不确定性的事情，那种浪漫的想象并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