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拥有权力，商人有钱。商人用手中的钱去买官员手中的权。官员用手中的权寻求买主。实际上就是官员把权利商品化，作为一种东西租出去。或者是说以权力为资本，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即通常所说的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等。所以这是一种公然兜售权利的租用权的行为，以此来过得所谓的“租金”，把权利作为一种作为攫取利益的工具，这种行为破坏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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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拓展
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常见、更为高级的寻租方式就是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寻租活动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用政治权力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换取政治权力以谋求更大私利，这是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异化表现。政府官员在寻租活动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扮演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往往是主动地去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政治创租是指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的方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抽租是指政府官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政府官员分享。 寻租活动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紧密相关。没有政府的过度干预，没有这一干预所提供的特殊垄断地位，租金便无从寻求。
适当的政府干预能为市场经济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防止某些集团形成垄断，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然而，当政府的干预造成市场扭曲，破坏市场公平竞争，仅为某些利益集团提供优惠待遇时，这种干预就是过度干预。从逻辑上看，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市场扭曲，市场扭曲产生经济租金，租金的存在就必然出现寻租活动，腐败由此产生。政府过度干预程度愈大，市场扭曲就愈显著，经济租金就愈高，寻租活动愈呈现恶性循环的趋势。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政府体制现代化改革尚未完成，还存在着许多过度干预经济的误区。这些过度干预为寻租活动提供合法性，许多寻租者也很方便地从政府政策和制度规定中找到合法寻租的依据。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腐败产生的现实经济基础，也是腐败愈演愈烈的制度性原因。
与寻租有很大联系的一个问题可以在这里一并理解，即为什么不允许官员经商。
从政是执政行为。执政是社会行政管理行为，具有政策方针的制订、监督和管理的职责，作为政策方针的制订、监督和管理职责的的责任人。经商是职业行为，经商就是人们一般常说的“将本求利、经营谋生”的职业，其经营行为必须符合国家法规、制度，接受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从政和经商之间是监督管理与守法经营的关系。
因此，如果从政的人员进行经商那么必然弱化其所承担监督管理职责，导致监管职责不能充分履行。反之亦然，如果经商者从政那么由于自身利益的侧重，仰其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更是与虎谋皮。所以要杜绝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就必须坚决制止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荒唐行为，就必须坚持“从政不能经商、经商不能从政”的铁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