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太伯让贤只是因为当时的周人是幼子继承制的缘故吗?

吴太伯让贤只是因为当时的周人是幼子继承制的缘故吗?

吴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家。

从血缘追溯起来,吴国的开国始祖吴太伯是西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所以要论宗法的话,吴国乃是姬姓的长房嫡传。

难怪吴王夫差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做中原盟主的时候非常自负地宣称:

于周室,我为长!

——《史记·吴太伯世家》

可是这支周室的长房血脉却没能在中原找到一片栖身之地,而是飘零东南,文身断发,成了为华夏礼义之邦所不齿的蛮夷。

吴人的先祖是怎样从遥远的西北迁来东南的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解释的:

当初西周太王古公亶父前后生下了三个儿子,分别称为太伯、虞仲和季历。

小儿子季历取太任氏为妻,生下姬昌,也就是后来奠定西周八百年王业的周文王。

因为姬昌生有圣瑞,古公亶父将周族的兴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因而有意传位于季历。

为了帮助父亲达成心愿,太伯和虞仲主动放弃了继承权,逃亡荆楚,蛮夷自居,将王位拱手让与少弟季历。

从此,姬姓的长房便在东南扎下了根。

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情怀的史学家,司马迁似乎对这种高风亮节的“让国”故事特别钟情。

《史记》中《本纪》系列的第一篇《五帝本纪》,司马迁记载了尧舜禅让的故事;

《世家》系列的第一篇《吴太伯世家》又讲述了太伯让国的故事;

至于《列传》的首篇《伯夷叔齐列传》,仍是伯夷、叔齐两兄弟互让王位的故事。

以此“三让”冠于卷首,司马迁心中完美的政治道德已经不言而喻。

这些让国故事对后来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影响深远。

就拿太伯让国的故事来说,司马迁将周太王择立季历的动机解释作“选圣孙。”

直到今天,不少关于清史的坊间趣谈仍然用这个故事来隐射雍正皇帝的继位悬案,认为康熙之所以指定皇四子胤禛继位,原因之一便是看好他的儿子弘历——册立胤禛,传子及孙,可保清朝二世繁荣。

但就在清朝,便有人对司马迁讲述的这个让国故事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以考古辨伪著称的史学家崔述对这个故事提出了三点疑问:

其一,废长立幼是君主制下选择接班人最忌讳的方式。古公亶父是西周早期的杰出领导人,他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其二,即便真如《史记》所说的,姬昌生有圣瑞。但一个孩子的资质再高,也需要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磨砺才能最终成才。

将整个周族的前途与命运寄托在一个襁褓婴儿的身上,实在太过儿戏了。

其三,虽然古公亶父看好姬昌,但他毕竟不是直接传位于这个孙儿,而是传位于他的父亲季历。

放弃太伯,传位季历,意味着古公亶父自己开了一个废长立幼的恶例,那他又怎能保证季历将来不会照猫画虎,废掉姬昌而把位置传给别的儿子呢?

因此,崔述判断,太伯让国的真实动机不是因为他的父亲青睐季历,而是他自己主动放弃继承权的。

崔述的上述推论是符合逻辑的。

但他仍然没有解释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太伯放弃了继承权呢?

对此,《左传·僖公五年传》记载:

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

——《春秋左氏传》

对这段话,钱穆先生在《古三苗疆域考》中解释说,古公亶父时期周族曾经经历了一次长距离的迁徙,从今天山西的邠地渡过黄河,西迁到陕西的岐山附近。

正是这次长距离的迁徙让周族发生了部落分裂,太伯和虞仲带领的一部分部众没有跟随古公亶父西迁岐山,而是来到了今山西大阳附近的虞山定居。

在古语当中,“虞”字与“吴”字本来相通,故而历史上“太伯奔吴”的传说中那个所谓的“吴”地,指的其实就是虞山。

如果说当初太伯、虞仲迁徙到的那个“吴”地在山西大阳,那他们的后代却实实在在地迁徙到了江南,将自己的国都建在了苏州。

这支神秘的姬姓部落是何时开始了南迁的旅程,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最终定居苏吴的呢?

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至少在周武王灭商,大封诸侯的时候,太伯和虞仲的第五代传人周章已经离开了虞山。

因为当时取得天下的周武王追寻太伯、虞仲的后代,找到姬姓的长房后裔周章和他的弟弟虞仲。

周章已经有了新的定居地,武王因而将虞仲封回到虞山,也就是先祖太伯曾经居住的故地,建立了北虞国。

后来“假途灭虢”之时贪图蝇头小利而出卖虢国的虞公便是这个虞仲的后人。

北虞国在太伯故址的建立,说明周章此时已经离开了那里。

但他建立的那个“吴国”究竟在哪儿,司马迁却语焉不详,只是笼统地说在蛮夷之地。

《吴越春秋》上记载,太伯、虞仲南迁的时候,曾经采药于衡山。

清代学者钱大昕说,春秋时代的“衡山”在今天安徽当涂县以北。

如果太伯和虞仲的后人真的到过这里,那说明他们是从山西南下,由安徽渡过长江(渡江地点有可能在今天安徽马鞍山的采石古渡),然后转而东进苏吴的。

至于东进苏吴的原因,我推测极有可能与楚国的崛起有关。

虽然在西周开国的时候,楚国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南方小国。

他们的首领熊绎仅仅被周成王封以“子男之地五十里”。在岐阳会盟的时候,身份卑微的熊绎甚至连个正式的坐席都没有,只能和鲜卑酋长一起“守燎”。

但这个江汉平原上的撮尔小邦随着时间的推移却迅速壮大了起来。

楚武王熊通在位的时候,因为成功地征服随国,控制了湖北的大冶铜录山,掌握了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青铜,楚国的国势开始腾飞。

到楚成王时期,楚国已是兵强马壮,占领了川东、湖北、豫南以至安徽的千里沃土,对中原诸国形成了新月形的包围之势。

到了此时,连周天子都不得不正视这个南方强国的存在了。

当楚成王向周天子进贡的时候,天子赐予他胙肉,并殷切嘱托道:“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这等于承认了楚国对南方蛮夷诸国的管辖权。

要知道,自从与古公亶父分道扬镳,太伯和虞仲带领的这支姬姓部落便走上了一条与父族截然不同的道路。

古公亶父和他的少子季历在西迁的过程中顽强地坚持着华夏文明的传统,并最终开创了文质彬彬的西周盛世。

但太伯和虞仲却文身断发,在东迁的过程中主动抛弃了自身的固有文明而力图融入蛮夷世界,实现外来政权的“本土化”。

楚国的强势崛起并迅速东扩必然对吴国形成战略上的挤压。

很可能是为了避开楚国东扩的锋芒,吴太伯的后代才将自己的国家东迁到今天的苏吴的。

但到了这个时候,高贵的姬姓长者早已不是原来的面目,时人眼中的句吴只是一个附属于楚国的蛮夷小邦而已。

节录自“知乎”专栏——《晋公子读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