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对外战事非常多，除了要准备粮草，马匹，铁器，作战胜利后官兵要封赏，而且武帝对俘虏和归降者给予优待，安排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圈地放牧也需要不少财政支出的。除了对匈奴的战事，武帝时期还开拓了闽越之地，定西南，在当时，这些地方尚属还没有开发的蛮荒之地，农业文明还不能和中原大地比肩，武帝向这些地区移民，筑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等一系列开发措施所需要的资金都不少啊，光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在原来被匈奴占据的河南地设朔方郡这一项，参加筑城者有十几万，费用数千亿钱。由此可见，武帝那么有为的一位皇帝，要办那么多大事需要多么给力的一个财政部长在边上辅佐啊。
桑弘羊的财政思想贯彻了法家的路线，对他的财政思想造成极大影响的是《管子 •轻重》，《管子•轻重》认为：“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换在今天讲就是供不应求商品就贵，供过于求商品价格便会受压制，在当时这种理念是相当先进的，桑弘羊通过这一点强调国家可以利用该原理来调控物价，由国家把持控制粮食，盐，铁等重要商品，实行官营。这应该是最早的国有企业了。
说到盐铁专营，很多人对此意见不一，武帝后还有著名的盐铁会议专门就桑弘羊的盐铁官营政策激烈辩论。且不论该政策是利多弊多，在武帝初年，这项措施是非常必要的。西汉前期，文景之治下政府财政政策宽松，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伴随着工商奴隶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市场，高抛低吸的现象愈演愈烈。他们大规模地放高利贷，并隐瞒资产偷税漏税，同时兼并土地，更“因其富厚，交通王侯”，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以及汉初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叛乱背后都有很多富商的财政支持，到武帝这里还在为这个事情伤透脑筋。到了国家真正有需要的时候，工商奴隶主“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景帝时晁错有奏：“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许多地方豪强甚至大量造劣币扰乱市场，牟取暴利。凡此种种，都表明政府整顿势在必行。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西汉实行了桑弘羊的五项措施。
1.将灾民迁往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等郡落户垦荒（共七十二万五千人），移民衣食由政府供给，政府贷给灾民几年的生产和生活费用，沿途由官员护送，既安顿了灾民，又发展了边地，巩固了边防，一举多得。
2.发行白鹿皮币与白金币，减轻法定钱币重量，实行通货贬值。规定一张值钱四十万，王侯宗室进贡都要用它执璧做礼品，这实际是对王侯宗室另类征税，与劳动人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3.盐铁专营。专营办法是募集民众煮盐，民众向政府领取盐具，生产出来的产品由政府收购。铁器则是政府自己生产销售。私铸铁器或煮盐者，依照法律规定要被钳掉左脚趾，生产工具和产品没收。
4.算缗。这是针对投机倒把与隐瞒资产的工商奴隶主的。从商者（包括囤积商品暂不出卖的在内）按营业额（囤积商品按商品价额），每二缗纳税一算，从事手工业自销的按产品价格，每四缗纳税一算，车船征收通过税，普通人的车一辆纳税一算，商人加倍。船身长五丈的纳税一算。凡是经营工商业，高利贷的，不管有无市籍（城市户口），都要纳税，隐瞒不报或所报不实者，一经查出没收财产，并发往边疆服役一年，检举揭发者赏赐没收财产的一半。
5.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属不得占有土地，违者没收土地。
在战争准备上，为保障战马供应充足，元鼎五年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全国群众性养马，具体方案是政府贷给边县牧民母马三年，归还时除取息十分之一外，产出小马归养马人所有，次年又命王侯以下至年俸三百石以上官吏，各出母马给亭，全国亭亭养马，大量繁殖马匹，国家向母马征税。这两个办法的实行，既保证了马匹供应，又扩大了财源。
有了盐铁官营和告缗的收入，财政困难终于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在这个基础之上，桑弘羊便着手整顿币制。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经桑弘羊建议，武帝禁止郡国铸钱，将铸币权集中到上林苑的均输，辨铜，钟官三个机构（总称上林三官），非三官所铸钱不准流通，原郡国所铸币一律销熔，铜上交三官，这次统一铸币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集中到中央，有重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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