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各种技术进步融合体的装备制造业是工业化之母，是高新技术产业之根，是国民经济的脊梁。在新一轮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全球经济增长格
局不断变化、全球化生产方式不断变革。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GVC)中仍处于中低端地位，不仅面临颠覆性技术的冲击，还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必须通过产业升级推动装备制造业向附加值更高和盈利前景更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技术进步是促进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之一。全球技术进步背景下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已不仅仅是某个国家产业发展的问题，而是一种与特定的全球价值链及其生产网络互动的关系。一般认为，融入GVC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授权、进口资本品等直接和间接渠道实现知识转移、知识共享，进而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然而，GVC治理模式使发达国家企业更多处于价值链高端环节，广大发展中国家制造企业往往被封锁在低端环节，基本按照价值链主导企业传递的知识和信息开展本环节工作。融入GVC能否有效促进技术进步取决于发达国家技术外溢的程度以及发展中国家是否具有足够的技术吸收能力。因此，开展全球价值链下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问题研究，不仅对于中国在以智能制造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中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而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后发优势理论和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等，重点从融入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了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问题，并系统阐述了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和经典模型，分析了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技术进步机制和产业升级路径，剖析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总体发展情况、产业技术水平和样本企业情况，分析了中国装备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对全球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了分析，对主要国家产业政策进行了比较与评价，从技术创新、资产结构、人才结构、产出结构、绿色发展以及两化融合发展等6个方面构建了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理论建模，并运用1999-2012年7个装备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首次实证检验了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技术进步效应，进而提出了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模式“自主式”升级路径、基于产业公地的“集群式”升级路径、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再创新的“渐进式”升级路径、由主价值链融入到多点融入的“包围式”升级路径等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具体路径，同时针对机床装备制造业进行了案例研究。本文综合运用文献演绎法、理论建模法、多元统计分析法等方法，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自1998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以来，中国装备制造业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同时产业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也愈加突显。通过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及贸易大国，在装备制造业领域主要体现在：工业总产值规模不断扩大，在整体国民经济中仍是支柱产业；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出口结构有所改善，但出口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吸引外资增速放缓、对外投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一些制约因素也导致装备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测算结果显示，中国装备制造业各行业在2008年以前呈现明显的技术进步，之后呈现下降趋势，2010年及以后部分行业又出现缓慢提升，总体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变化路径与趋势，表明装备制造业内部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正在通过产业升级优化提升。(2)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测算了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融入程度指数，结果表明，1999-2012年间，各细分行业融入程度基本呈现“W”型特征，在2005年达到最高点，在2001年和2009年出现两个低点，这种特征可能与2003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2001年和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有关。基于对总出口复杂度分析测算得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结果显示，2001-2014年间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并不稳定，表明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仍然较低，与领先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3)融入GVC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存在“阻碍效应”和“促进效应”双重效应的影响。本文利用1999-2012年7个装备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检验了融入GVC的技术进步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融入GVC与技术进步效应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这体现出作为高技术产业的装备制造业与一般加工制造业的区别。随着“入世”谈判进程的加快，自1998年开始，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的高保护措施逐渐弱化，进口装备关税大幅降低，外商投资企业全面落户中国。由于中国市场面临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外产品的直接竞争，给本土企业的研发和产品销售造成了较大冲击。由于本土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较弱，而且一旦到达功能升级时便会触及价值链主导企业的核心利益，因此在较长一段时间无法通过融入GVC获得有效的技术溢出，存在阻碍效应；随着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的不断提升，促进效应的作用将逐渐增强。(4)全球技术进步下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产业政策和经济体制、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企业的跨国投资与经营能力、高级人力资本的供给等。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细化与产业活动的不断分离，除了Humphrey和Schmitz(2002)提出的传统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外，产业升级路径还包括同一产品价值链上的升级、同一产业内产品结构的升级、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升级、基于技术能力的产业内升级等。本文结合融入全球价值链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以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自身特点，提出了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模式“自主式”升级路径、基于产业公地的“集群式”升级路径、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再创新的“渐进式”升级路径和从主价值链融入到多点融入的“包围式”升级路径。基于研究成果和有关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在国家层面，构建完善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技术成果保护力度，警惕知识产权陷阱；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促进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构建产业公地，促进产业集群自主创新模式的实现；加快推动两化深度融合，提升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2)在行业层面，建立基于技术成熟度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形成良性互动机制；行业协会应适应脱钩改革新形势，更好的服务微观、影响宏观；融入全球价值链应重点关注技术升级空间大的行业，实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高效对接。(3)在企业层面，深入践行“军民融合”战略，促进装备制造企业融合发展；合理选择升级路径，按照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努力提升技术吸收能力，注重跨国并购技术协同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