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期被认为明代晚期的一个转折点，针对万历皇帝的分析大多也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
所以较为准确地认识这个时代是一个关键。
万历时代有好几件大事比较著名。一个是张居正改革及万历主导下的对张居正的清算运动，一个是万历常年不上朝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务运作争议问题，一个是万历战争对明朝最终灭亡的影响，一个是万历贪财对激化社会矛盾的不利影响。一般认为，主要是这四个问题导致了明朝最终灭亡。一般认为，万历皇帝在这四件事情当中均发挥了负面作用。因此，有明朝亡于万历的说法。
此外，关于明朝灭亡原因，还有所谓朱元璋导致的宗室问题，所谓朱元璋错误的财税分配机制导致的明朝财政制度问题，所谓朱元璋导致的明朝军事制度问题。大锅直接甩给明太祖，诸如此类的观点也不少。
除此之外，还有明朝必亡、明朝必败、明朝注定要完蛋的观点。这种伪装成“披着机械唯物主义外衣的宿命论”的观点，本质上是“中华文明落后论”，骨子里实际上带有种族主义倾向，不值一驳，就不细说了。
这样说来，主要是四大万历问题和三个太祖问题。与万历相关的四大问题，也有一部分牵扯到太祖问题。
张居正改革，根据马亲王对明朝黄册制度的研究（这个文章很好，推荐。老规矩，祥瑞御免），张居正改革的实质，是恢复明朝朝廷对明朝社会基本情况的掌控。无论考成法还是清丈田亩，都是重建制度体系的工作。至于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收税以白银计算的事情，在货币史上固然很重要，不是主要性质。这主要还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介质替换事件。类似于近现代的废两改元，表面介质的更换反映了实质内容的剧变。废两改元的实质不是把银两改成了银元，而是废除中国本土金融体系，全面买办化。明代收税以白银计算则表明了管理体系特别是财税体系的剧变，但是重点不在于用不用白银。张居正改革后明朝以白银为基本货币金属，意味着经济和财税体系已经转型了。就好像越南南部以美元为主要流通外币，北部以人民币为主要流通外币，说明他们南北方的经济结构深受两国影响。张居正改革以后，明朝以白银为基准货币，意味着明朝经济结构中，或者说，明朝财政结构中，财富的来源，从传统的农田赋税，转向了以东南海洋贸易。或者说，转向了大航海时代的航海贸易圈的贸易利润。
张居正死后，明朝立即对张居正进行了清算。这其中，可能包含有明神宗对权臣的错误理解。因为，传统儒家经常讲解的历史故事题材之一，就是权臣如何对付皇帝、皇帝如何铲除权臣。这些故事里面儒家的学者们从来不解释权臣是怎么来的，皇帝是怎么来的，有没有维护皇帝的权臣，以及普通大臣为什么都是忠的。明神宗对张居正的态度，影响到了对张居正处置得轻重程度。但是，执行者都是老官僚。明神宗不明白，他们也不明白吗？而且，轻重只是皮毛，核心问题在于为什么张居正死后明朝很快就对张居正进行清算。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本文重点是万历，所以对此简略地说一下。张居正被清算的主因，是他尝试将明朝管理系统重新约束起来。正德年间，曾有大臣建议对在京官员但常年请假的进行清理，对地方官员则按照几年一个周期进行审计。这个大臣很快就被作为奸贼杀掉了。张居正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亲自干了这些事，还干了好多年。所以他的被清算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事情。因为重点是万历，这个说法比较简略，其实事情细说起来还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这里不展开了。
在张居正死后处置一事上，作为一个新君，万历的表现比较识时务。因为实际上万历没有能力阻止这场清算。这样做损害了明朝自己的根基。不过，这种损害倒也不一定就达到了可以毁灭明朝的地步，只能说是有害的。
万历不上朝的事情，很多人也谈过。有人提出他身体不佳，因为长期镇痛导致麻醉剂成瘾，所以上朝比较困难，以此为他开脱。这事儿其实不大。因为明朝处理政务的主要形式不是上朝，所以上朝本来就不是一件特别必要的事情。明朝本身有内阁，内阁会议，司礼监票拟，诸如此类的制度，政务大多需要这些会议来处理。上朝这种传统形式，已经不是明朝政治运作的主要形式。这就好像现代政治的顶级行政会议大多是内阁会议，一般不需要国王、皇帝、总统亲自召开全体会议，你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怠政，说首脑们一年才上一次朝。万历年代比较有危害的行为其实是缺官不补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说缺乏决策者，因为可以有很多人代理。问题在于影响了培养后继者。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危害。可是这个危害也不尽然是不利的。万历皇帝时代固然缺官不补，万历一死，太子新君即位，新皇帝就很容易通过补授官缺而获得政治加成，政治上会比较稳定。这是一个长远看有一些危害、但是只要新皇帝正常在位、好处比坏处甚至还多一些的事情。
万历战争被认为挖空了明朝财政、导致明朝灭亡。这件事和万历征收矿税等贪财行为可以结合在一起看。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明朝财政危机并没有在万历时代爆发。这一问题真正爆发出来主要是在崇祯时代，中间隔了最短也有七年多。这一转折的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万历死后，明朝立即宣布废除了矿税。第二个，天启年间，明朝支出巨资修筑辽西防线。都说开源节流，明朝是废源增流，就这还撑了七年。值得一提的是，废除矿税，是在明光宗泰昌年间进行的，而明光宗泰昌皇帝在位仅仅只有一个月。换言之，废除矿税，是在明神宗去世后明朝官僚系统心目中最为紧迫的一件大事。儒家有句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但是明朝官僚系统一个月都等不了，可以说一抔之土未干，就已经人亡政息了。常言说人一走茶就凉，明神宗这是人一走茶就被倒了，连凉都等不及。
据一些学者考证，万历皇帝征收了二十多年矿税，一共大约征收了五百多万两白银和万两黄金。还有一些学者立即指出，万历皇帝为了让福王就藩等封建礼仪活动，支出了多少银两。言外之意，就是这笔钱被万历皇帝自己用了。不过我注意到了另外一组数字，万历时代有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平定西南的播州叛乱，平定西北的宁夏叛乱，平定朝鲜的日本叛乱，一共花了一千一百多万两白银。那么万历三大征的钱是怎么来的呢？有没有矿税，皇家礼仪行为一样都要花钱。在支出不可避免、减少也有限的情况下，开源才是关键。
开源的时候，如何开源，向谁开源，展现了执政者的风采。矿税征收开始于万历二十七年，直接原因就是明朝当时连出大事，开支巨大，但是，即便如此，明神宗也没有向农民加税，而是决心向富裕的工商征税。这一形势在现在有个近似事件。现在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是工薪阶层上交的，但是与此同时在征税对象中，工薪阶层的收入占比还不到两位数。换言之，真正有钱的人都想办法避税了。这个时候国家要加税，宣布不对工薪阶层加税，只对富裕阶层加税。应该说，这个政策是对的。不过，历史上一般都回避了这个问题，只强调说这是因为万历皇帝贪财。
说到贪财，其实万历皇帝真的做过一件非常贪财的事情。万历皇帝曾经派遣太监前往吕宋，调查了解西班牙军事经济情况，想抢夺西班牙白银。一般而言，派遣人员出外调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能够达到派遣太监出外调查的地步，那就是非常重视的问题了。后来万历发现吕宋只是西班牙掠夺的美洲金银的转运站，攻打吕宋并不能够获得金银财富，所以就此作罢。有一则民间故事，说中国有个古代皇帝想要进攻某个国家，该国就组织了一艘全是老人的船去欺骗中国使者。说这些老掉牙的老水手，出海的时候都是棒小伙子，但是因为航行到中国要几十年，他们都变老了。于是中国皇帝打消了侵略他们的念头。这个故事是我小时候看到的，非常特殊，所以一直记得。现在看，似乎就是讲的万历皇帝。说起来，明朝远征美洲去解决后金造成的财政危机，这个办法确实有点远水不解近渴。但是，尽管万历放弃了，西班牙依然针对吕宋华人进行了屠杀。不过明朝也不算无动于衷，在明朝的操纵下，吕宋也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的起义。最后起义军因为始终无法攻克马尼拉堡垒，在西班牙不断偷袭的情况下暂时失败。随后，中国本土在当时也很快就自顾不暇，没有再次染指吕宋，至今。
所以说起来，万历皇帝所谓的贪财，是一件不一定存在的事情。而且进行战争都必须压榨后勤，不想办法找钱的才是奇葩。万历皇帝在找钱的时候知道不能从基层百姓乃找钱，而是顶住压力首先向上层开刀，这其实证明明朝中央政府还能够正确履职，没有到必然灭亡的阶段。一直到了万历末年，明神宗才援引旧例，开始加派“辽饷”。
明朝财政问题的一切转折几乎都发生在万历死后。
首先，万历一死，一个月内明朝就废除了矿税，财政收入大幅度降低。
其次，面对辽东军事危机，明朝选择了投入巨资（年投资相当于万历三大征总投资的二分之一）的辽西防线。
然后问题很快就爆发出来。一是明朝陷入了财政危机，到了崇祯时代发展到“三饷加派”（后被清朝转入正税，然后声称永不加赋。接着就开始强行征收各种“捐”款，要求老百姓“自愿捐献”。捐献都是自愿的，只是不捐的自然不是良民，需要开刀问诊（zhan）。于是在清代形成了“捐税”一词）。二是清军不断绕过辽西进攻内地，辽西没有发挥任何积极作用。实际上正是因为钱都花在了辽西，明朝才没钱在别的放修筑防线和更换军事装备。在古代防锈技术十分落后的条件下，由于钱都花在了辽西，明朝长城防线很多地方多年都没有更新装备，可以说基本上废了。而且由于钱都给了辽西，而辽西防线却拿着物资通过蒙古和后金做生意，导致亲明拒清的蒙古得不到好处、亲清拒明的蒙古好处多多，最终草原上的蒙古部落逐渐倒向清朝，于是清朝每次都能绕道蒙古，绕过辽西进攻内地。这些蒙古部落也就不再为明朝提供预警，以至于清军入关的时候明军才知道对面的蒙古人已经换成清军了。
一个是断了财路，一个是花了钱没什么用，这都加剧了明朝财政危机。但是这些危机都不是明神宗造成的。恰恰相反，危机爆发的时候明神宗死了很久了。所以，说明神宗花了多少多少钱导致明朝没钱的人，都无法面对一个矛盾：
为什么明神宗死后一个月就上台的孙子明熹宗有钱（花了几百万两在辽西修景点），而明熹宗死后明神宗的另外一个孙子明思宗却没钱（混到三饷加派的地步）？
明神宗没钱，明熹宗有钱，明思宗没钱。那中间明熹宗的钱天上掉下来的？要知道明熹宗即位的时候才16岁，在位7年，去世才23岁。难道是明熹宗拍卖自己亲手做的木制工艺品了？
明朝灭亡时的财政危机与明神宗的开支其实没有直接关系。万历死后，废矿税、加派、辽西白花钱，这些举动是以明朝文官系统为主导进行的，而这些直接导致明朝财政危机。所以网络上有了明朝不是亡于阉党而是亡于文官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略有些偏激，因为明朝还是有很多文官战死的，明朝投降的太监也很多。当然，文官系统掌握了主要权力但却把事情给搞砸了，说他们负主要责任也没毛病。
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所谓明太祖朱元璋的军事制度是否导致了明朝灭亡。一般流行的认识，是明朝实行卫所制，很多人认为这一制度效率低下。但是明朝几百年繁荣稳定，也不见得效率有多低。怎么算，也比宋朝强不是？（误伤宋粉还望见谅）但是较少的人知道，卫所制度下，明朝等于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是由文官系统布政使司管理的平民化社会，一个是由武官系统都司管理的卫所。二者都有领地和居民。然后更少人知道的是，辽东地区，主要是由都司管理的。辽东都指挥使司名义上归于山东布政使司领导，实际上二者隔着大海，直接关联不大。而且二者有军政民政的区分，联系比想象小得多。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军管区域，而且较为孤立，与当时明朝内地的都司、省有微妙的不同。
那么是不是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制度导致了灭亡呢？不是。明朝灭亡在技术上有一个重要因素。熊廷弼曾经建议召集各地客军来辽东作战，并且点名要求是名将+亲兵。一般人对这个概念不甚理解，这个名将+亲兵用现在的话讲就是：
种子部队。
熊廷弼要求集中各地的种子部队来辽东作战，一定是有意图的，但是我们现在很难用文字资料去证实熊廷弼的真实想法，只能推测这一行动可能的影响。种子部队，是可以通过提供充足资源进行大规模扩编、形成新的常备军团的。换言之，既然辽东军事已经崩溃，辽东军事体系已经不可信任，那么这些种子部队来到辽东进行实战检验之后，可以拿来重建一个新的辽东军事体系。
取代辽东将门，让李成梁、祖大寿、吴三桂，通通靠边站！
从这个角度说，熊廷弼的做法十分重要。
但是，熊廷弼只是在明神宗在的时候得到信重。明神宗一死，熊廷弼仅仅保持了辽东军事统帅的空名，实际上被架空。与此同时，辽东遭受了严重的军事失败，熊廷弼召集来的客军种子部队大量被消灭，熊廷弼自己被抓了起来，最终被杀。
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回想一件事情，那就是李成梁父子经营辽东多年。为了实现这种经营，他们必须要拼命笼络朝中官员。明代有过一个例子，曾经有官员认为努尔哈赤是心腹大患，要求进剿，遭到拒绝。争吵到中央，最后硬是压了下来。可见辽东将门活动能力之强。值得一提的是，有可能打算要起用客军挖掉辽东将门根基的熊廷弼，曾经在辽东做过巡按，查过辽东的底。
客军种子部队被消灭后，明熹宗的老师孙承宗，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的建议，巩固了辽东将门的地位。此后，孙承宗失败前夕，熊廷弼被杀。
孙承宗失败与熊廷弼被杀这个过程很“政治”。首先，熊廷弼在1621年因为失败而被抓了起来，但是其他将领也大体赞同他的将略。可是，孙承宗在1622年否决了王在晋、王象乾等重要前线军事主官退守山海关的意见，亲自前往辽西。期间，又否定了其他重要军事将领退守山海关的建议，最终大权独揽。
孙承宗这一举动，有类于唐玄宗逼迫潼关守军出关作战。
反对孙承宗的是这样一些人。王在晋是兵部侍郎，王象乾是一员老将，卓有战功。王在晋一开始打算进攻广宁，被王象乾说服，决心退守山海关。二人的意见均被孙承宗否决。明朝经过廷议，派遣具备军事经验的阎鸣泰和孙承宗共同参与辽西军事。但是孙承宗认为他不行，有意架空他。于是明朝又随孙承宗的意思，换人，换上了还是具备军事经验的张凤翼。然后孙承宗认为张凤翼胆怯，因为张凤翼也认为应该退守山海关。于是孙承宗又不满意。明朝只好将张凤翼也撤了，并且撤销了与孙承宗并列的职务，将军权全部交给孙承宗。
一般来说，一个人，非要大权独揽，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忠臣，一个不是忠臣。
那么孙承宗是什么样的人呢？
在这样什么都按照孙承宗的意思安排之后，明朝要求孙承宗做点人事儿，那就是向敌人“继续”进攻——之所以说“继续”，是因为孙承宗说自己在辽西这块地方收复了很多土地。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实后金一直没有在辽西活动。因为按照熊廷弼的设计，辽西实际上是个大口袋，后金一旦进入辽西，就会被陆地上的蒙古和海上的明军两翼袭扰，然后走辽西一直走到底，走很多天，才能走到山海关，而山海关本身又是雄关，一天两天根本打不穿。进攻一旦受挫，需要后撤的时候，明军就可以坐船抢在后金撤退的路上，打他个饥寒交迫。所以后金面对这个大口袋根本就不敢钻。
一直到后来，孙承宗和袁崇焕在这个大口袋里修了很多可以供应大军吃饭驻防的城池、堡垒，清军也很少在辽西逗留，而是尽量从蒙古绕道。因为辽西是个近海长廊，明军水师随时可以袭扰。
所以，尽管孙承宗把口袋阵的阵芯给填满了，但是后金还是不来。与此同时，孙承宗也就没有真的和后金打过实在仗。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要求孙承宗进攻，他一反之前否定别人、不肯退守山海关的态度，死活不肯真的发起进攻，而是一门心思在辽西花钱。
作为帝师，孙承宗身份特殊，明朝很难处置他。
不过，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亲自调查了解军情。如果自己不能去，就派情报人员调查前线实情，并不只看报告。
最终，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1625年八月，被关押多年的熊廷弼被杀，传首九边。次月，孙承宗战败，离开辽西。
多年以后，清军绕过辽西防线，打进内地，攻破孙承宗老家所在县城。史书记载说，孙承宗全族被杀，满门忠烈。网友调查则发现，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孙承宗后人出现。这总得有一个是假的吧？刚才说了，一般来说，一个人，非要大权独揽，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忠臣，一个不是忠臣。孙承宗全家都死光了，大概，可能，是忠臣吧？不过话又说回来，是不是忠臣，是按照全家都死光了来算的吗？这个标准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太对。
不论怎么说，明朝灭亡，和朱元璋的军事制度，关联是有一点的。但是更主要的因素，还在于当时东北地区相对隔绝，以及明朝末年熹宗时代的处置不当。
这个处置不当，第一是种子部队的大量被歼。这个其实不是明神宗的锅。因为他的处置是准备筛选新军，他死了才搞成种子部队被搞死。第二是孙承宗炒作的辽西房地产热。有意思的是现在很多人似乎很赞同孙承宗这样炒作房地产。然而辽西房地产热也不是明神宗搞起来的。明神宗的打算是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也就是把辽西做成一个大口袋，把辽西空起来。孙承宗和熊廷弼二者的区别就好像规划设计城市片区，一个人将平房全部拆掉，然后全部盖成高层，容纳人口翻五到十倍乃至二十倍，然后大马路还是那些个，等以后成为“堵城”的时候他早就官升几级退休、拿着钱到某个看中的旅游城市养老去了。还有一个人也是把平房全部拆掉，但是留空修停车场和大公园，边上建几个小区，人口翻上两三倍，道路和停车位则明显增加，硬是在原先的棚户区造了个宜居环境。然后这哥们就可能因为大夏天穿衬衫竟然还在里面套背心，或者是大冬天穿着连帽的棉袄竟然还要另外戴帽子，明显有奢靡之风，给举报了。就这个比喻来说，孙承宗之死属于在旅游城市颐养天年逛着玩的时候，偶遇了一个因为实业破产炒房失败流浪在大街上的流窜犯，流窜犯打算随便抢个人，正好逮着他，就把他捅死了。官方还给他写了悼词。熊廷弼则属于被举报之后认定有罪，抓起来超期羁押好几年，最后毙了。弄到最后，到底这俩谁是忠的，外人也看不出来了。
说起来，万历皇帝对于明朝灭亡确实是有一点锅的，只是这个锅没有想象得大。他的锅就在于，没有激浊扬清、澄清玉宇。而他实际上是有点本领的。在身体明显不健康的状态下，虽然没有再造山河的能力，但是遇到事情进行处置时，决策基本在正确范围内。捎带着明熹宗时期才是明朝走向崩溃的关键。但是明熹宗在末年也对此进行了纠正。比如说，这样一个高中生年纪的皇帝，最后能够超越这个年龄阶段，认清自己很推崇的老师是个大忽悠。而处置的时候也很有分寸，只是让他光荣地回家养老，一点也不偏激，没有开刀问诊（zhan）。明熹宗对明思宗说“吾弟当为尧舜”，其实成为尧舜是他自己的理想吧。明思宗即位的年龄和明熹宗相当，但是看起来他有一点自卑心理，非常渴望得到世人的承认。由此导致了明朝的悲剧。比如说，明思宗即位以后，下令处决了万历末年输掉了萨尔浒之战的杨镐。这种打死老虎的命令很没意思。他的祖父、父亲、哥哥都放着杨镐不杀，他非得杀，在当时国家危亡的环境下，不说百废待兴至少也是火烧眉毛，此举简直有点无聊。
万历皇帝被张居正作为明君来培养，就后来明神宗的表现来看，明神宗的表现中规中矩，能够把握住基本的界限。从萨尔浒之战的失败来说，英明天纵、明见先知固然达不到，可是从接受熊廷弼重振辽东的决策上看，知错能改、随机应变确实可以。谈不上最优秀的皇帝，但是如果按照九品来分的话，怎么也能评到上等。他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他自己犯了多少错误，而在于他的孙子崇祯缺少攻击点，所以找茬只好找他。比如说，明熹宗被指责是木匠皇帝，重用阉党，然后黑到头了，没法再黑了，因为明熹宗时代没崩。明思宗时代倒是崩了，但是他个人私德没问题，有问题的就是施政经验不足，换人太快。所以追根溯源的时候，只能尽量把锅扣给明神宗。现在风气稍微好一点，知道把锅扣给文官集团了，他的锅还算少一点。其实文官集团本身也是有派系的。比如说王在晋也可以认为是文官，他和孙承宗就不是一路。而孙承宗到底算不算东林党呢？东林党算不算文官集团呢？东林党能背多少锅呢？这就是另外一个纠缠不清的事情。
其实时真要说起来，明朝末年灭亡有一个深层次的制度原因。这个原因和明朝本身关联不大。这个制度原因早在秦始皇时代以来中原王朝系统中就存在。
这就是皇帝职务选拔制度问题。
皇帝也是一个职务。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在先秦时代有一个重大演变。秦汉以前，或者说东周以前，官员基本都是世袭的。贵族们垄断岗位，世代承袭。有的职位完全在宗族内承袭，有的职位完全在家庭内承袭。但是随着竞争压力的增大，人才需求越来越旺盛，雇佣官僚越来越多。大量的人才被发掘出来，发给他们俸禄，给予了职位。雇佣制开始成为新的任官制度，岗位逐渐不再是世袭的。这里面楚国很有意思。他们看到了周朝分封诸侯的弊端，不搞世袭制，但是他们还是搞终身制。周朝在一个地方封一个诸侯，让他们自己世袭。楚国在一个地方封一个诸侯，只让他自己干一辈子，子弟不许继承。但是后来还是搞成半世袭制了。与此同时，周朝的一些诸侯国，则开始搞任期制。说好了干一年，或者干三年。但是当时还不规范，经常是干完一年又一年，最后被派出去任职的人不干了，造反打了回来。以前有个成语叫做“瓜代”，是说瓜熟了就换回来。但是瓜熟了还不让人回来，人家不肯当傻瓜，就打回来了。到了秦始皇，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都是雇佣官僚。因为步子太大，楚汉相争的时候又倒回去了。汉朝的时候就承认现实，该封的封，该揍的揍，最后弄成一堆小诸侯国，而且诸侯国必须接受汉朝任命的官吏，才算实现了大一统，形成了全面的雇佣制。这一制度和汉朝本身的军功爵制度结合，形成了既有世袭制又有雇佣制的制度体系。在这个制度体系下，儒家自然而然地兴起了。因为儒家原本就是依附于贵族体系之下，负责帮贵族老爷忽悠人的。这种二者杂糅的体系一直到唐朝以后才算在中原王朝体系内结束。然而元朝和清朝又部分恢复了这种杂糅的系统，其中清朝后来在内地修改了这一系统，变成了依托满蒙驻军和贵族官监视文官系统工作的方式。满城、满蒙驻军其实是世兵制，属于世袭职业，不算一般所说的世袭制任官系统了，不是一般所说的世官制。但是，无论是秦还是汉，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谁都没有把君主这个职位改了。在所有人都改了之后，君主职位依然是世官制。而且这个君主世官制还有个大问题就是，秦汉时代已经基本消灭了周代那种整个宗族都掌握君主继承权的制度了。比如说西周时代，国人和野人分得很清楚，国人可以认为就是统治部落，野人可以认为是被统治部落。君主虽然是世袭的，但是他们实际上还要在国人当中接受锻炼。东周时代公子争夺君位的事情很频繁，能力锻炼也是有的。秦代以后，往往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选材范围急剧缩小到家庭内部，锻炼范围也急剧缩小。可是，一旦登基，他们面对的就是从整个国家中竞争出来的官员。于是，君主的能力在统计学上必然地会弱于臣子。结果就是越到后来，越是需要在制度上加强皇权，但是实际上皇权却越来越受制于臣子。有压迫才有反抗，正是因为大权旁落，所以才要加强集权。
秦汉以后君主职位的世官制和之前先秦时代的世官制在选材范围上的重大区别也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从统计学上来说，某一个时段缺乏合格的继承人，是必然事件。绝嗣是一个问题，有后嗣但是太小，也是一个问题。比如明朝末年就遇到了这个大问题：明神宗是一个成熟的老皇帝；他一死，接替的明光宗是个成年皇帝，原本可以正常履职的，结果一个月就猝死了；然后就是年幼的明熹宗仓促接班；明熹宗长大了，眼看国家有个成年人做皇帝了，结果他也突然死了；于是又换了明思宗，他也是个小皇帝；好不容易等明思宗比较成熟了，长到三十多岁，亡国了（比较起来说，明思宗的成长速度比明熹宗慢了好多。同样都是16岁即位，7年明熹宗就琢磨明白问题了；明思宗花了17年，连个迁都的事儿都搞不定）。所以要打分的话，明神宗往好里说能进上等。一般人觉得他不那么好，主要是背得锅太多，这样也能算是个中等皇帝，要是光看锅，能打到下等里去；熹宗能进中等，要是活得长，表现好有可能进上等，表现差能掉到下等里去；明思宗放中等里很勉强，主要是私德还行，放下等里可惜了，但是没法放上等里去，没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