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是对抗马太效应的武器，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工具，是促进阶级流动的催化剂。
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在同一个地区生活的富人和穷人，权益差距最小的是什么？
答案是对于公共服务体系的享用权。
穷人和富人生病，都可以用低廉的价格，挂到市三甲医院权威专家的诊号。
穷人和富人的孩子在公立学校上学，都使用着一样的教材、相近的师资。
穷人开五菱宏光，富人开保时捷，遇上高峰期的国道，都得排队堵车。
再思考第二个问题，我国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发展差距最小的是什么？
答案还是对于公共服务体系的享用权。
在贵州毕节，你可能找不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教纯正的英式口语。但在毕节公立学校，学生接触的数学课本，和广州公立学校没有太大差异。
在广西百色，你可能找不到顶级私立医院的口腔医生做根管治疗。但在百色三甲医院，病人使用的集采药物，和深圳三甲医院没有太大差异。
在江苏宿迁，你可能找不到像上海外滩一样热闹的万圣节活动。但在宿迁人民广场，大爷大妈跳舞的广场建筑质量，和上海人民广场没有太大差异。
在河北衡水，你可能找不到专业保镖公司定制化保护你的私人安全。但衡水市公安局，接到110电话后，提供给公民的警务保护，和北京没有太大差异。
这背后就是行政力量在促使公共服务均衡化方面发挥的作用。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市场化发展浪潮里，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人才、资源虹吸效应愈演愈烈，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不仅在市场化服务体系差距越来越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差距也开始显现，贵州毕节渐渐留不住像深圳那样见多识广的老师，广西百色也渐渐留不住像广州那样艺术精湛的医生。
社会的贫富初步分化，阶级流动逐渐降低，马太效应初步抬头。
而扶贫本质上就是通过国家行政力量，将发达地区的行政资源抽调至落后地区，推动落后地区公共服务的发展，引导市场资源进入，打破大城市对于人才、产业、资源的虹吸效应和垄断现象，缩小地区贫富分化，对抗社会马太效应。
在市场化资源的支配下，落后地区的体制外企业吸引不了的互联网、金融等高薪行业的优秀人才。
但在扶贫政策的助力下，落后地区的体制内，却有着和北上广深水平相近的人才资源，相似的执政理念，各委办局的业务骨干，无数985、211、双一流毕业生在扶贫政策鼓励下，在全国范围内源源不断从发达地区“逆行”至落后地区，为落后地区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为落后地区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
扶贫制度使得不同地域、不同社会人群之间，享用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方差远远小于市场服务体系。
在扶贫的顶层设计下，全国各地公共服务体系差距不断缩小，鹤岗的孩子可以与北上广深的孩子，在相近的公共医疗服务中出生，在相近的安全社会环境中成长，在相近的公立基础教育中学习，在同一套高考制度中，敲开985、211大学的大门。
这背后就是扶贫在对抗马太效应，缩小贫富差距，促进阶级流动，发挥的巨大作用。
某种意义上，疫情期间的全国支援武汉，早些年如火如荼的援疆援藏，也是另一种“扶贫”。试想，如果没有国家层面在全国范围内做出顶层制度设计，大家愿意远离家人，冒着生命危险，前仆后继去危险地区、欠发达地区支援吗？
没有扶贫机制，社会极度分化，美国就是很好的参考案例：
富人区警察天天巡逻，私人医生随叫随到，私立学校老师循循善诱。
贫民窟警察绕道而行，公立医院排号三个月，公立学校下午三点放学。
通过一代代的世袭，贫富分化，阶层固化，落后地区的青年很难有翻身机会。
《孟子·滕文公上》里提到：有恒产者有恒心。
对于国家而言，扶贫就是对抗社会马太效应的恒产，给每个阶层向上流动的恒心。
对于个人而言，扶贫就是共同富裕承诺里的恒产，给每个公民公平生活的恒心。
更多体制内核，公号：舟向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