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申请成功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大部分都源自中国,当然未成功进入目录的项目也是如此。
韩国文化申遗是受到了现代日本强势文化传播刺激的产物,现代韩国人的心态渊源于古代日韩在华夏朝贡体系下的互踩,新罗、高丽和李朝一直想要建立一个仅次于华夏而又高于周边民族的二等民族定位。古代韩国比中原王朝更为变态地坚持华夷之辨,由于古代韩国相对周边民族弱势,古代韩国极其需要这种秩序定位建立自己认定的民族优越感。今天韩国人不过是以美国为华,韩国认定自己是美国霸权体系下的二等华族,由于这种定位重置,韩国象疯狗一样歇斯底里地攻击中国以平衡其历史阴影感。
日本很会包装自己的文化,二战前日本就开始向世界推广日本文化,不过那时日本文化具有军国主义气息;冷战时代日本去军国主义色彩柔化地精心包装日本文化向世界推广,比如茶道、和服、动漫、天妇罗、生鱼片、饭团、禅意、温泉、插花、相扑、柔道、日本武士、剑道、空手道、忍者······
日本和华夏的文化发生学关系则是另外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而日本的民族意淫段位比韩国高很多。当代韩国只是以美国殖民地和伪军身份在那里历史虚构和文化剽窃,而明治维新时代开始日本人是以武力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来实践民族意淫的,所以韩国人的狐假虎威骨子里让人鄙视!
阅读二战前的史料,日本人比当前韩国人的民族意淫要歇斯底里多了,那种浓烈的军国主义气息从史料文字中喷薄而出。日本战败后被美国调教、改造和驯化了,所以日本才表现得内敛了很多,但千万不要被现在的日本文化伪装假象给蒙蔽。日本和韩国同样在中国进行官方主导的媒体洗脑,而日本比韩国洗得更成功,韩国虽然也取得一定成效,但韩国的成效比日本差太多了,根本不是一个层级的。其实说白了是韩国人急眼了,韩国明明只是一个殖民地身份,但是韩国实力不济地进行历史和文化意淫,这让韩国的媒体洗脑段很容易被识破和看低。韩流不过是和流、港流和台流的马后炮,韩流的世界推广是美国在背后推手,韩国始终没有掂量清楚自己的实力和地位,然后以日本为师进行拙劣的历史虚构和文化剽窃,不如日本那样隐蔽和城府深。韩国人太急眼了,文化包装和推广太暴力、太直接和太粗制滥造。
当日本推广日本文化时,联合国还未推出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日本在冷战后期国势炽盛,大有挑战美国霸权之势,此时日本对自身文化具有极强的自信心,韩国作为一个旁观者是受到了很大精神刺激的,韩国对日本有国仇家恨,但是日本仍然这样嚣张。韩国极其嫉妒日本,但韩国也在事事模仿日本,韩国也想象日本那样被西方世界接受,韩国的这种心态我们可以从韩国人极端的整容洞察。韩国人内心很压抑和自卑,当韩国在美国扶持下经济崛起,韩国人发现自己有这种能力时,韩国那种被压抑的心态就以很极端的情绪爆发出来,其实很多小国都有这种潜在的民族情绪,但是国力不济那么也只能沉默着和压抑着。
韩国极端地想要向世界证明韩国人是伟大的民族,韩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伟大的文化,古时韩国是向华夏邀宠的,现代韩国是美国的殖民地,韩国是向美国邀宠的。由于自恃有美国撑腰,韩国有极其强烈的民族情绪想要踩日本和中国,韩国人想要复仇,因此我们可以从体育、文化和历史中感受到韩国人这种民族怨念。
日本在联合国建立文化遗产机制之前就已经系统性进行国家文化推广了,而韩国经济崛起正逢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建立,因而韩国选择了与日本不同的国家文化推广机制。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是于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时建立的,世界遗产委员会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由于韩国文化系统源自中国,大多韩国申遗项目的历史源头在中国,韩国喧宾夺主地申报文化遗产就刺激到中国了。中国被韩国刺激,这与韩国被日本刺激的内在机制是不一样的。中国受限于传统文化批判意识而不重视传统文化保护,中国受限于曾经经济不济而不能象日韩那样保护传统文化,中国受限于国家文化遗产申报名额限制,联合国的很多规则对中国这种体量国家是不公平的,但联合国不会照顾中国的国情,中国文化体量可是日韩的数十倍啊,中国随便一省的传统文化都和日韩相当。
日本刺激到了韩国,韩国刺激到了中国,韩国主要文化遗产都源自中国,中国人很难接受韩国的文化遗产申报,这不是小气的问题。
2001年列入,宗庙祭礼指的是在宗庙(종묘)举行的朝鲜王室的祭享仪式。
源自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巫术文化,经由虞夏商三代发酵,再由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了华夏礼乐文化。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儒家六经源自周室文化,其中的礼经和乐经就是记述周室礼乐文化的,诗经是专门给乐相配的歌词,有风、雅、颂之分,其中《颂》是是周室宗庙祭祀的乐歌,礼乐诗是华夏礼仪三位一体的。韩国宗庙祭礼和祭礼乐就是华夏的礼教祭祀活动,即是颂乐,这个参由华夏三礼中的《仪礼》(另二礼是《礼记》和《周礼》)。
宗庙祭祀是依附于中国皇权体制的,韩国以中国藩属国等级宗庙祭祀。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君主体制在中国轰塌,由此宗庙祭祀被中华民国废止,日韩合并后韩国的宗庙祭祀也衰败,到二战结束后由美国殖民韩国时,宗庙祭祀在韩国也被废弃。解放前,中国仍然保持缩水版的孔庙祭祀,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部分孔家成员随之迁往台湾而在台湾延续孔庙祭祀。韩国冷战后期经济崛起,韩国受日本王室祭祀活动刺激而重新拾起已经被遗弃的宗庙祭祀,因为此时韩国也不存在王权了,自然不会有依托于王权的宗庙祭祀。韩国拾起传统宗庙祭祀文化刺激到中国了,真是“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犹信。”(见《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2003年列入,清唱是在一人敲鼓时,另一个表演者通过唱、说及各种身体动作来讲述长篇故事的公演艺术形式。
韩国盘索里是受到中国曲艺的鼓乐影响产生韩国艺术形式,鼓在中国声乐中占据重要位置,有各种鼓乐形态,比如凤阳花鼓、花盆鼓、大堂鼓、书鼓、同鼓、点鼓、板鼓、陕北腰鼓、排鼓、琴鼓、姜鼓、战鼓、八音鼓、太平鼓、环鼓、抬鼓、竹鼓、边鼓、杖鼓、猪嘴鼓、猴鼓······
鼓乐齐鸣、京韵大鼓、敲锣打鼓、鼓乐声天、锣鼓喧天、重整旗鼓、擂鼓助威、暮鼓晨钟、偃旗息鼓、一鼓作气、鼓足勇气、击鼓传花······
中国是鼓的起源地,中国在7千年前就开始制造陶鼓,鼓会用于祭祀、战争和民乐等场合。
2005年列入,江陵端午祭作为端午节前后在韩国江陵地区举行的一种乡土祭礼仪式,将古代祭祀仪式以庆典的形式进行展现。
江陵端午祭源自中国端午祭祀文化,韩国江陵端午祭保留了华夏早期的端午祭祀形态,正如日本的茶道保留了中原宋代的茶艺,并不存在韩国本土独创端午祭祀文化,很多对传统文化无知的中国人会擅断韩国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不同,他们对于端午文化的祭祀内涵毫无认知,对纪念和祭祀都已经到了望文不生义的无意识地步,赛龙舟纪念屈原就是在祭祀屈原的仪式,这和孔庙祭孔的仪式内涵是一致的。
上古华夏先民由于生产力弱,民居与自然杂处接近森林杂草,因而农历五月的春夏之际,虫蛇生命力旺盛而让民众饱受虫蛇侵扰之苦,突出的有蜈蚣、毒蛇、蝎子、壁虎和蟾蜍之类五毒虫害。那时民众迷信,认为虫蛇侵扰背后是邪祟,因而民众会在农历五月时节祭祀神灵来驱邪避毒。后来祭祀文化的演变,祭祀对象由自然神灵演变成当地历史名人,其中屈原是汨罗的端午祭祀对象,赛龙舟是汨罗祭祀屈原的祭祀活动,其他地区的名人化有伍子胥、孝女曹娥、介子推、廉吏陈临、越王勾践等。祭祀是华夏端午文化的核心,唐玄宗天宝年间的朝廷公祭,屈原被朝廷扶正成为中原主流端午祭祀对象,这是朝廷出于忠君文化的考量,这样产生了忠君文化对原始祭祀文化的迭加和覆盖,也正是这种覆盖让很多人对于端午祭祀的内涵产生认知错误。韩国江陵韩国江陵祭祀大关岭山神和城隍郑家女,不过是对华夏有样学样而已,哪怕是韩国江陵祭祀了其本土神灵或者名人,这也与中原祭祀屈原没有本质差异。
端午名称有镇邪之意,古时农历五月初五是恶月恶日,这是五毒成虫害衍生的农历文化。五月、五日、五毒、端午,这是汉语文化。
2009年列入,处容舞是为驱除恶鬼、祈求王室平安、迎接新年而举办的活动,是一种在宫中进行表演的舞蹈。
处容舞是韩国模仿华夏宫廷礼制的产物,很多中国人对于华夏传统文化无知,然后把韩国这种文化归置于东北萨满,其实满族和通古斯的萨满面具也是受到华夏影响的,很多人会割裂东北亚在巫术上受到华夏影响的事实,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傩舞和面具,然后看到满族和韩国的面具就以为这是东北亚独特的巫术文化。
这是朝鲜半岛接受华夏的傩舞产物,傩舞又称鬼戏,是汉族最古老的一种祭神跳鬼、驱瘟避疫、表示安庆的娱神舞蹈。在传统的华夏文明中,"傩"是历史久远并广泛流行于汉民族中的具有强烈宗教和艺术色彩的社会文化现象,它起源于汉族先民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巫术意识。
傩的起源与原始狩猎、图腾崇拜、巫术意识有关,周代傩纳入国家礼制。先秦文献记载,傩礼是希望调理四时阴阳,以求寒暑相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国富民生。汉唐时宫廷大傩仪式隆重,并传入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北宋末期宫廷傩礼采用新制,傩向娱乐化方向发展。
中国各地还保有浓郁的傩舞,以江西、湖南、湖北、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安徽、山西、河北等省遗存较多,各地分别有“跳儺”、“鬼舞”、“玩喜”等地方性称谓。一般在大年初一到正月十六表演。傩舞表演时一般都佩戴某个角色的面具,其中有神话形象,也有世俗人物和历史名人,由此构成庞大的傩神谱系,“摘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神”。
川剧的变脸就是傩舞的一种衍生形态。
2009年列入,女舞者们手牵着手,围成一个圆圈儿而跳的舞蹈。
圆圈舞是世界舞蹈一种很自然的发展形态,就群舞圆圈形态本身韩国的圆圈舞并无特殊形态,群舞会自然地围绕成圈,中国诸多少数民族的舞蹈也都是圈舞,会自然围绕篝火载歌载舞,欧美的宫廷舞也是圆圈舞,中国随便一种传统舞蹈都可以拉出来申遗了。
2009年列入,男寺党表演是一种由四处流浪的男性艺人构成,全国到处演出的韩国传统民俗表演。韩国民间艺术大多来自华夏传入,男寺党表演就是华夏的民间杂耍形态。
2009年列入,灵山斋是一种为了慰藉逝者灵魂而举办的佛教仪式。
这就是华夏的中土佛教的佛乐和法事礼仪,这种场景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影视中对于中国人都不陌生。
2010年列入,传统木结构建筑师,拥有韩国传统木造建筑技术的木匠被称为“大木匠”,在不用一钉一铆的情况下接缝(这是华夏的榫卯结构),大木匠是负责从传统韩屋到宫殿、寺庙等历史建筑的修缮并制定复原计划、管理和监督木匠的匠人。
韩国传统木构技术是华夏传统木头建造技术体系,大家有兴趣可以看《营造法式》。韩国的大木匠就是中国的木工,并且中国的木工技术远比韩国精湛,中国宫廷、寺院、宅居和园林的木工技术积累和原创可不是韩国能比的,韩国的木工技术体系完全是中国木工技术体系,木工工具都是中国发明的,比如墨斗、角尺、锯子、刨子、锉刀、凿子。中国作为东亚的木工技术体系原创国完全有资格取消韩国的大木匠。
华夏在周代就已经有巍峨的宫殿建筑了,中华建筑以秦砖汉瓦著称,由陕西蓝田的考古挖掘,华夏5千年前就已经在烧制砖块了,而新石器时期中晚期,中国已经有很多大城了,比如良渚文明遗址、陶寺文化遗址和石峁古城,殷墟都邑估算有5万到10万人口。由中国五洲传播中心联合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联合制作的《鸟瞰古代中国( Ancient China from Above)》拍摄了4千多年前的石峁古城遗址,这里可以窥见中国早期中国筑城技术。
中国在新石器时期已经在发展和完善木构建筑,当中原北魏王朝建造高达147米之高的永宁寺塔时,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和百济才摆脱原始社会不久,据《后汉书》和《三国志》的史料记载,也就是3百年前三韩土著仍然居住在原始社会的半地穴式建筑里,比兴安岭地区的通古斯土著居住水平没有高到哪里去,此时由卫氏朝鲜和汉四郡输入到朝鲜半岛的普通瓦房对于三韩来说都是顶级建筑了。卫氏朝鲜和汉四郡的华夏文化输入才让原始落后的三韩开始引入了华夏先进的木构建筑技术,韩国古代建筑是完全的华夏建筑体系。
武则天在东都洛阳修建气势恢宏高达86.4米的明堂,徐克导演拍摄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展现了武则天明堂。
当华夏的木构建筑技术达到巅峰时,古代韩国的木构建筑技术才刚刚起步,这完全不是一个世代的。中原由于早期大兴土木耗尽了高大树木,因而后世建筑开始砖石化和低矮化,不如早期高耸。但这样也有应县木塔(高67.31米)和大报恩寺琉璃宝塔(高78.2米)等高耸建筑,也有紫禁城这样的巨型宫殿群,古埃及金字塔高度也是如此,古埃及最高的几座金字塔都建造在早期王朝,后期反而低矮了。
韩国能够大木匠申遗那真是班门弄斧,韩国的历史意淫在中国史料、朝鲜半岛考古和日本列岛考古面前不堪一击!
韩国大木匠是负责从传统韩屋到宫殿、寺庙等历史建筑的修缮并制定复原计划、管理和监督木匠的匠人。大木匠监管的是高级建筑,韩国高级建筑都是华夏建筑形态,而到李氏朝鲜王朝末期韩国民居仍然保留源自原始社会的茅屋形态,瓦房对于普通韩国民众是奢侈建筑,那是权贵住的。
2010年列入,是在小型管弦乐队的伴奏下男女声演唱的韩国传统声乐。
韩国民乐是受到中国古乐影响产生的韩国民乐本土化产物。
2010年列入,鹰猎是将鹰或其他猛禽训练后用其捕捉山间或田野里的猎物的传统狩猎方法,这是中亚和北亚游牧民族的驯养猎鹰技术。
2011年列入,走绳艺人在连接两侧柱子并且有一定高度的绳子上移动,以多样的才能,相声,声音等进行的专业艺人游戏。这里韩国将类似走钢丝的杂技和曲艺表演进行了结合,可能具有韩国的本土风俗。
2011年列入,忠清南道舒川郡韩山地区制造的苎麻被称为“韩山苎麻”。
这就是中国传统织布技术,中国很多地方的织造技术比韩国历史更为悠久和精致。
2013年列入,制作越冬泡菜是指,韩国人为了度过寒冷、漫长的冬季而腌制大量的泡菜。
联合国受理的是韩国越冬泡菜文化,不是泡菜本身,很多中国人对此产生了误解,当然也在于韩国人自己刻意混淆概念。由于韩国人的概念混淆,联合国还警告过韩国,因为泡菜作为一种发酵蔬菜是世界普遍的蔬菜加工技术,韩国无任何可能垄断泡菜本身,更何况韩国泡菜技术源自中国,联合国只是认可韩国对泡菜文化的民俗特化。
2014年列入,农乐是一边演奏韩国传统打击乐器与管乐器,一边行进、跳舞、演戏、展示技艺的公演。
这种文化纯粹就是一种形式,和前面的处容舞和男寺党表演都是民俗表演,其实中国和世界各国民间都是如此,这类似于小朋友丢手绢、老鹰抓小鸡、踢毽子和跳橡皮筋一样的游戏。
2015年列入,济州岛上的济州海女,潜入十几米深的海洋深处进行海鲜产品采集活动。世界沿海国家都会有这种文化,中国和日本也同样有,并不存在韩国的文化独有性,《舌尖上的中国》就有一集拍摄潜入海底采集海鲜。
2015年列入。
这个真不想说了,纯属韩国各种极端地搜刮心思,从不起眼的传统文化中去挖掘出来的。韩国大多数文化源自中国,韩国文化体量不会超过中国一省之文化,只是中国过去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在意识上不重视,并且由于每年联合国申遗名额限制被韩国钻了空子。
2018年列入,摔跤是于2018年最初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载为世界无形文化遗产的一项竞技运动。
世界摔跤文化极其普遍,是人类通常具有的格斗形态,中国古代有角抵,后演变出相扑,相扑传入日本,并分化出柔道,现在演变成日本的国技。
韩国人有极端的民族心理,韩国人有极其强烈的心态向外传播所谓的韩国文化和历史,但因为韩国文化系统被华夏文化格式化,因而韩国随意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最终大都会是华夏文化的衍生。韩国人心态太急迫了,他们不会也不想去分辨韩国文化的历史源流,会擅断某某文化是韩国原创,甚至他们内心很清楚源自中国文化,但是韩国人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也会刻意地和无耻地宣扬是韩国独有文化,并且还反向攻击中国,这是李鬼打门了。
2008年韩国的韩医师协会宣布“WHO的‘针灸经穴部位国际标准’中正式采用韩国的施针方法“,这是韩国官方性质的卫生组织公然编造谎言,这是韩国虚构韩医的一个重要步骤,要让韩国民众相信韩医的独立性,这是韩国官方对韩国国内民众的有意欺骗。
韩国官方性质的无耻言论仍然挂在他们的新闻网站上,见韩国《中央日报》的《韩国针灸法被WHO定为“针灸经穴部位国际标准”》
然后WHO(世界卫生组织)火速对韩医师协会打脸,对韩医师协会的无耻言论进行了批评,并且世卫组织因为韩医师协会无耻言论对中国做出了道歉。现在世卫组织的人体几乎全部穴位都采取中国标准,这是中国作为针灸原创国的自然产物,华夏在西汉时集结出针灸专著《灵枢》比新罗起源的历史还早,韩国怎样能剽窃世界针灸标准?
中医的历史比韩民族的历史还要早,韩国人是古斯卢人、弥生人(倭人)、汉人和胡人(貊人和扶余人)在1700年前开始融合形成的民族。
2千年前,胡人的文化水平比辰国土著(三韩前身)更高级,后世韩人学着汉人的姿态鄙视胡人,可是2千年前韩人都还不存在,而辰国的文化水平比胡人都要低级很多。
文化水平和体量是由土地辽阔(地缘纵深)和地理位置共同决定的,朝鲜半岛既没有辽阔的土地,也没有好的地理位置,在近代西方列强大航海之前朝鲜半岛就是一个角落的位置。西汉时,与华夏对峙的匈奴都有百万人口之众,匈奴人口是同时期的朝鲜半岛南部辰国土著的数倍,并且草原与西域相连,胡人可以通过草原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养分,而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则是这个文化传导链条的末端,胡人是韩人的文化导师。
人口数量是生产力水平的体现,同时也对应了相应的文化体量和水平!
根据《汉书·武帝纪》和《后汉书·东夷传》,南闾秽君领有28万人内属辽东,秽君应该辖有长白山脉和朝鲜北部山区,那时朝鲜半岛南部的辰国人口估计在20万左右,此时朝鲜半岛南部社会文化水平仍然相当的原始,同时期土地面积是朝鲜半岛南部4倍的日本列岛人口也才20万。
中原在战国时期就有2500万人口,到西汉末有6000万人口,这么多的人口使得华夏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创造了成熟的华夏文明体系。当新石器时代晚期时,中原就有数百万人口,而朝鲜半岛不过数万人口,当周代中原数千万人口时,朝鲜半岛也才10万人口。中原以辽阔的土地,从西域和中南半岛传入的文化,在秦汉时期就创造了成熟精致完善的华夏文化,此时辰国还处于原始社会的状态。
汉代时华夏对辰国,魏晋时华夏对三韩,具有惊人的文明代差,彼此的人口量级差异就足以说明这种文明沟壑。
三韩血统相异,此时韩人还在萌芽之中,韩人依靠汉四郡输入的先进文化和生产力进行民族和文化的进化,此时华夏文化从根本上格式化了韩国文化,中国文化、技术和制度体系成熟先于韩民族形成。
韩国虚构的历史在中国文献、东北考古、朝鲜半岛考古和日本列岛考古面前不堪一击,朝鲜半岛南部的松菊里文化考古和日本列岛的弥生文化考古让檀君神话看上去就是一个笑话!
《黄帝内经》在西汉集结成书,它和《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标志着中医体系的完全建立,此时韩民族才刚刚萌芽。《黄帝内经》分成《素问》和《灵枢》,其中《灵枢》是针灸专著。中医和针灸源远流长,韩国人怎么有脸编造世卫组织在针灸几乎完全采用了韩国标准的无耻谎言?韩国的《东医宝鉴》晚于这些中医典籍至少1500年,《东医宝鉴》是这些中医典籍的抄袭汇编,最多加上一点朝鲜半岛本土的方子,无学术创造性,这和现代中国医学专家编写西医教材一样,就这样韩国想以《东医宝鉴》支撑虚构的韩医体系,真是可笑和无耻!
韩国在利用非东亚地区对于华夏文化的陌生进行无耻的文化剽窃,但中华文化体系形成先于韩民族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