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一种看法，认为史可法虽然有气节，但于弘光朝廷无益，因其才能有限，亦没有什么作为。这种看法是顾诚主张的。
1. 在「南明史」中，他写道「钱谦益、吕大器固然是拥立潞王的主谋人物，但是真正一度拥有决策大权的是史可法 他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镇将，从此大权旁落，应当负主要责任。」显然顾诚认为史可法在定策一事中的犹豫造成四镇割据，所以史可法要负主要责任。并且认为「武将视皇帝为傀儡，朝廷徒拥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南明之不振种因于此，这种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顾诚的逻辑是，因为朱由崧位置不保，所以求助于四镇，造成了四镇跋扈。而史可法是能帮助朱由崧保住位置的人，而史可法犹豫不决，因此史可法要负主要责任。
这个说法是可以讨论的。史可法身为兵部尚书，虽然是实权人物，但主力部队却不在他手里，而在马士英控制中。后来的四镇，此时皆为马士英所节制。黄得功本来就是马士英的部下，其他三人则是北来者，没有根基，若不是马士英收留，甚至是丧家之犬。
当时以钱谦益有朝廷重臣高弘图、吕大器、张慎言等人的支持，力主迎立潞王。但史可法或许考虑到事情的恶劣影响，不愿意帮助东林拥立潞王。原因也是很明显的，若不按照继承顺位行事，则小宗远支皆可窥伺帝位，唐鲁之争、唐桂之争，以及各地的小政权恐怕会更早出现。但因为史可法本人并不是东林，所以他不能不考虑东林的态度，因此他觉定找手握重兵的马士英去讨论一下。马士英认为桂王是个好选择，所以史马二人决定福王潞王都不选，而选桂王。若真是史可法实权到可以决定拥立谁的地步，他还何必求助于马士英?此时马士英虽然是封疆大吏，但非中央大员，史可法求助于他显然是因为他掌握重兵，意见甚为重要。因此，说史可法有实权，所以他要负主要责任，这是不公正的。
而四镇的跋扈，与马士英也是分不开的。马士英为了赶上定策的班车，决定出卖史可法。当时马士英虽已同意和史可法一起拥立桂王，但他得知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帮助福王召黄得功等人帮助协谋拥戴，于是拉上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和操江刘孔昭一起搭车定策。其实定策这种事，福王仅靠联络到黄得功等武将又如何能完成?黄得功等人拥戴福王，无非是为了拿功劳。马士英作为其上司，若即刻联络他们，将他与史可法的决定告知，黄得功等人何须非拥立福王不可?拥立桂王难道不是功劳吗？但马士英工于心计，他先同意史可法拥立桂王，以此撇开东林，因为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是拥立潞王的。随后又抓住时机拥立福王，因为定策之事仅有武将是不够的，他将是文官首功。
福王于五月初三监国，同日马士英即授意刘泽清和高杰约史可法「过江共议」，其目的是把史可法调离政治中心。随后马士英将史可法曾否定拥立福王之「七不可」原因揭发。其实这个「七不可」并不是史可法的意思，而是史可法转述姜曰广等人的意思。但此时史可法已无法争辩，马士英则得到朱由崧信任。到达南京后即参与机务，成为中央大员。
为什么说马士英和四镇跋扈脱不开关系?因为马士英为了将史可法挤出中央，逼着史可法去督师江北。福王监国后，五月八日史可法上「议设江北四藩启」，希望以四镇为屏障，以此自守进取。四镇的兵马钱粮可「听其自行征取」，但四镇要「听督臣察酌」。史可法的意思是由四镇的老板马士英去督师控制他们，但马士英却想借此机会排挤走史可法，于是五月十一日确定了四镇的布置，然后以「我驭军宽，颇扰民，公威名著淮上」为理由，于五月十二日逼着史可法自请督师江北了。其实这是对四镇的纵容，却让马士英自己可以有精力对付中央的政敌。而四镇却「渐不可制」。
因此，史可法在定策和四镇的责任上均没有顾诚指责的那么大。马士英才应负主要责任。
2. 顾诚还指责史可法「借虏平寇」的政策，并认为高杰北伐的目的也是这个。
其实这是很不公正的说法。借虏平寇固然存在，但那是「请遣北使疏」的内容，当时南明对于北方的情况不清楚，只知道吴三桂借金人部队打击李自成，不知道清朝已经坐镇中原。随后南明逐渐了解了这个事实，史可法的态度即改变，「屡得北来塘报，皆言敌必图南，水则广调丽舡，陆则分布精锐，尽河以北，悉染腥膻。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复仇之师不闻及于关陕，讨贼之诏不闻达于燕齐，一似君父之仇置诸膜外。近见北示，和议固断断难成，一旦南侵，即使寇势尚张，足以相拒，两者必转而相合，先向东南。宗社安危，决于今日。」其政策亦变为「吾皇早作夜思，念祖宗之鸿业，怀先帝之深雠，振举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并于选将练兵，灭寇御敌之一事。」即将农民军和清军都作为敌人。
顾诚还认为高杰北伐的目的是执行「借虏平寇」的政策，依据是史可法的奏疏，「陈潜夫所报，清豫王自孟县渡河，约五六千骑，步卒尚在单、怀，欲往潼关，皆李际遇接引。长驱而来，刻日可至。据此，李际遇降附确然矣。况攻邳之日，未还济宁，岂一刻忘江北哉？请命高杰提兵二万，与张缙彦直抵开、雒，据虎牢，刘良佐贴防邳、宿」。但既然所谓的「借虏平寇」的结论是错的，那这份奏疏也不能如此简单地理解了。其实那句「长驱而来，刻日可至」就已经体现一些史可法的意思了。他认为情况紧急，急需做好准备应对清军。在「弘光实录钞」中还有一份记录，「北兵自孟县渡河。大学士史可法奏：我于□所隔者一河耳。□处处可渡，我处处宜守。河长二千里，非各镇兵马齐力捍御，不能固也。故兴平伯高杰欲自赴开、雒，而以靖南侯、广昌伯之兵马守邳、徐。久知□之乘必在开、雒，无如各镇之不相应何？今□已渡河，则长驱而东，刻日可至。御之河以南，较御之河北，其难百倍矣。」被挖去的字是清朝定中原后有可能导致政治迫害的字眼，即虏夷奴鞑这类字，不影响阅读。可以看出史可法的真正用意根本不是企图与清军合兵打农民军。
而高杰的北伐自然也不是为了打农民军。在「明清史料」已经从中收集的「南明史料」中的「河道总督杨方兴揭帖」记载了当时清方为抵御高杰北伐所做的准备，当时「该职看得，丰沛逼近河干，高、刘兵马不时窥伺，今且称兵犯顺矣。」当时沛县的情况，根据沛县知县的报告是「本月贰拾日戍时高兵匝地南来，于三更在沛城之外扎营。于四更时，卑职巡视，有马千骑，步兵无数，见今在于沛城之下及四门困围，水泄不通，系至急至危。」如此怎么能说高杰北伐的目的是借虏平寇?舍弃这些情况，只以高杰给豪格的书信就断定高杰北伐是借虏平寇，未免太草率了。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借虏平寇」只是在南明对北方局势不了解的时候的政策，随即就改变了。史可法正确判断了形式，并积极组织北伐抵御清军。这不仅不是史可法的黑点，反而应该是加分项。
3. 顾诚还指责史可法保卫扬州不力，甚至与江阴都无法媲美。诚然，史可法在扬州保卫战中没有出彩的表现，但他也着实没有更多的可做。
三月，清兵开始向南方的弘光朝廷进发。四月，史可法移驻泗州，准备北上。此时因左良玉兵变，朝廷召史可法勤王。史可法到燕子矶时，左良玉被黄得功击败，史可法则开往盱眙。还没到就得知目的地已经降清，史可法奔回扬州。后来清兵到了，史可法檄诸将来援，却只有刘肇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还能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