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好也看到关于王受之老师《世界现代设计史》引发的讨论，也想谈谈自己的认识。因为我是王老师的学生，所以对于老师的学术兴趣和方向了解的可能比参与讨论的多数同行们更清楚些。王老师的设计史论写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为了弄清楚设计史究竟是什么状况，他拜访了郑可先生，并积极阅读英文文献，并怀抱着梦想到美国任访问学者。后来，经过种种挫折，他成为了洛杉矶帕萨迪纳ArtCenter的终身教授，但是随着央美等一些国内院校先生们的拜访和邀约，他越发感觉到自己的使命感。因此，在那个国内最需要系统了解世界设计状况的九十年代，他逼着自己在每周大量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完成了多本设计史的写作，这一批书加起来的字数应该在200万以上。毫无疑问一上市就填补了国内设计史著作的空白，也陆续成为了国央清三大美院在内，诸多设计学院的考研参考书。与此同时，老师受万科的王石、星河的黄楚龙等企业家的邀请，参与了越来越多的文创与地产项目，并强调设计的品味和价值。老师一直强调设计的功能属性，也认为学者应当从项目中不断历练自己。如果只停留在书斋里，就会成为纸上谈兵的人，而设计的实用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允许学者这么做。因此，他不但在项目上进行顾问指导，还积极撰写了一批门槛低、可作为普通人读物的小开本著作，力求能够将设计的知识进行最大限度的普及和分享，令中国设计能够首先被国人了解。从这些普及性读物的名字就可以看到老师的良苦用心—《骨子里的中国情结》、《建筑中的国语》、《中西语境》等。近年来有的学者对大卫·瑞兹曼教授的《现代设计史》非常推崇，王老师也对此加以肯定，并认为大卫的著作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并在给本科生上课时提到这个问题。这两位都是我很尊重的设计史学者，王老师是我的老师，大卫则是我的朋友。但是，美国的设计史学者看待问题非常理性，比如大卫，每次我到他宾州的家里去，我们都会一边喝茶一边开心的讨论问题，而他话语中，提到另外一些同行朋友，比如巴瑞·巴戈多、杰弗瑞·米蔻、宾尼·斯帕克、卡玛·戈曼等，全都是积极赞赏的言辞。而实际上，我与其他的杰出学者们聊天时，比如巴瑞，他作为美国建筑设计学界顶级学者：MoMA前建筑与设计主策展人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也对各类学者和多国文化充满着尊重。学术的讨论中，观点虽然可能求同存异，然而大家从事同一行，更多的是惺惺相惜。学者要立学，首先要立身。真正的学者是没有无端的架子的，这种东西大概也只发生于种族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之中吧。有学生说听了那么多的课，还是会听回王老师的课，认为他风趣幽默，讲课条理清晰。然而在我看来，王老师的课讲得好，是因为他真正热爱设计，把设计和艺术作为生活。我几次去洛杉矶，老师都会在非常繁忙和劳累的情况下，带我去比弗利山吃冰激凌，到Huntington穿越花园，到各种博物馆游走，吃各种特色美食……路上，老师会边开车边讲他的人生经历和故事，这些都让我很受触动。我想说的是，学术是没有界限的，如果你潜心学问，那就没有尽头，只能无限接近真理。王老师现在的状态是没有一丝分毫的懈怠，这些都深刻的影响着我和我的同学们，这个世界，权力和欲望也许在一时会显得很重要，然而时光逝去，能留下来被人们记住的才是永恒的东西。我想对于学者来说，你毕业于哪里，在哪里工作，现在的地位怎么样，这都是暂时的，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的学术价值在哪里，你能为社会干些什么……公平理性的对待学问，学问就会回报你。最后，我想学者们应当首先不要关注地位这个问题，时间会证明一切，如果是金子总会闪光的，地位是无法主观塑造的，只能留待历史评说。总之，学者们本就是孤独的，应当尊重所有致力于学术的前辈同行，忽略门派出身、淡泊利益纠葛、公允的对待学问，这才是中国设计学从业者们应该做的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