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前阵子的文章回答你。
原题《真英雄，不“本分”：为给穷人“改命”，外科手术医生跨界成儿童语言学家》
前段时间，我去美国参加语言学会议时，在芝加哥大学副校长的引荐下拜访了著名的《三千万单词》的作者Dana Suskind医生。
我和Dana一见如故，她的工作和经历让我钦佩，也带给我许多关于儿童语言启蒙的思考和灵感。
说来很有意思，Dana是一位以人工耳蜗植入技术知名的外科手术医生，可这本让她声名大噪的书却是关于儿童词汇研究的。
尽管两个领域都和儿童沾边，可从医学手术到语言学也绝对算跨界了。
Dana Suskind 赠送给我书和签名
直至目前，国内媒体对《三千万单词》的报道大多围绕几个热点话题，比如 “如何赢在起跑线”，或者关于贫富差距。然而，书中书真正的主题，报道和讨论却少之又少。
投身医学
我先介绍一下Dana本人，这位从 “手术医生” 摇身一变成“儿童语言学家”的神奇女性。
她的本行是脑颈专科医生，在听力医学取得突破的年代，她毅然选择去做儿童人工耳蜗植入的先锋队一员。
先说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1993年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建议每一个新生儿在出生后的最初3个月进行听力筛查，这一举措让父母发现孩子听力问题的时间从三年缩短到三个月。
这个建议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许多失聪的儿童都出生在听力正常的家庭，这些家长以为孩子只是说话慢，或者只是不喜欢回应大人，导致听力正常的家长们通常很晚才觉察到孩子的听力问题，而耽误了诊断。
另一件大事就是在1990年， 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通过了多道人工耳蜗植入技术的审查。
这两件事意味着失聪的新生儿可以重新在大脑里建立一条听力通道。
我和Dana Suskind的合影
同病不同命的患者
Dana觉得人工耳蜗移植是一项神奇的技术，然而，她在给患者治疗的过程中却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她最早的两名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患者，虽然接受了同样的手术，但治疗结果却完全不同。
这两名患者，一个叫Zach，另一个叫Michelle，他们来到Dana所在的医院时，都只是七八个月大的孩子。
那个叫Zach的孩子，是Dana的第二个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病人。他的父母从一开始就非常积极——在医生都没有肯定Zach的听力进步的情况下，他的父母依然充满信心。
很多人以为，聋人一旦带上助听器或者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她听到声音的一刻就是她开口说话的一刻。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刚刚完成人工耳蜗植入的孩子和一个新生儿一样，也需要一年左右的输入才能习得语言并开始输出语言。
Zach的父母拥有极大的耐心和信念, 从不放弃任何机会给Zach语言输入。到了Zach三年级时，他已经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读书，生活。
人工耳蜗的原理
而作为Dana的第四个病人，Michelle的命运则截然不同。
手术过后，Michelle的听力测试均已达标，她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听见声音，但是，她依旧无法理解这些声音所表达的意思。
到了三年级，Michelle的词汇量仅有幼儿园小朋友的水平，无法和正常孩子一样学习，社交也有问题。
原来，Michelle的父亲有轻度听力衰竭，但可以通过佩戴助听器纠正；Michelle的妈妈也想让女儿通过助听器纠正，由此延后了Michelle 做人工耳蜗植入的时间。另外，Michelle的妈妈没有工作，全家靠政府的救济金为生，生活的重担让Michelle的妈妈变得沉默寡言，很少给Michelle进行语言输入。
这两个孩子的不同命运让Dana 明白，她曾寄希望于科技可以弥补孩子的天然缺憾，可结果发现并不是 “能听到” 的孩子就 “自动” 具备了语言能力。从“听到” 到 “听懂”，“会说”，“会看”，“会写” 还有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的不仅仅是医生，还有家长的理解和参与。
舍身救人的中国丈夫
作为一名医生，Dana认为她的目标是让她的病人像健康的人一样生活，可康复并不是在病人走出手术室的那一刻就完成了。
而她丈夫的的 “选择”，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念。
Dana除了是一个医生和教授，也是一个妻子。她的丈夫是华裔医生，一位出色的儿科医生。他们有着三个可爱的中美混血的孩子。
可不幸的事发生了，几年前的一天，她的丈夫刘医生带着孩子们在五大湖之一的密西根湖边游玩，突然看到两个不相识的孩子在湖水中挣扎。这时，刘医生毫不犹豫地向密西根湖跑去。当刘医生跳下水把两个落水男孩救上岸时，他自己却溺水身亡。
这件事除了带给Dana无限的悲痛，也给了她很大的震撼。为了让孩子们可以健康地活下去，她的丈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Dana写到：他的丈夫因为救助儿童被称为英雄，而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成为英雄。
她想到无数像Michelle一样的孩子，虽然可以通过科技恢复听力，但他们的潜力依然无法发挥，他们未来的选择依然有限，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天赋都在被浪费。
我和Dana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当医疗和科技都无法给孩子健康的生活，什么可以？
Dana用身体力行来回答这个问题——作为医生，她不能只专注于自己的“份内”工作，因为她真正关注的是她的病人能否在接受治疗后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穷人的困局：一步慢，步步慢
于是，她在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工作期间，利用手术之间的空隙去旁听芝加哥大学语言学专业的本科生课程。而她的老师就是研究儿童语言发展的专家Susan Goldin-Meadow博士。
这个夏天我也有幸和Dana Suskind的语言学老师Susan Goldin-Meadow博士交流儿童语言研究心得（图右）
Dana发现，造成Zach和Michelle康复结果巨大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并非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同，而是家庭的语言环境差异。
无论语言，文化，种族的区别，语言是帮助大脑实现其所有潜能的最佳工具。而对于同样听力健全（或者通过人工耳蜗植入重获正常听力）的人来说，个体的语言能力差异大都来自于同一个差距：父母给孩子的早期语言输入。
虽然Dana的书名为《三千万单词》，但“三千万单词”的说法其实来自于堪萨斯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家哈特（Hart）和里斯利（Risley）的研究项目，也正是这个项目给了Dana写这本书的灵感。
三千万单词差距
这两位心理学家完成了横跨各个社会阶层的巨量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
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四岁生日前会听到四千五百万词，而接受福利援助的贫穷家庭的孩子，只能听到一千三百万词。
这两者之间，是三千二百万词的鸿沟。
Hart和Risley的研究，不仅体现在词汇量上，还体现在很多影响孩子人生的重要能力上。Dale Walker博士重新评估了Hart和Risley研究中的孩子，发现这些孩子10岁左右的阅读理解能力，测验成绩，智商等都和他们最初几年听到的词汇量正相关。
Dana还发现，包括数学能力在内的各项基础智能，也和早期接触的语言量有关。这意味着一开始就领先的孩子会持续领先，而落后了的孩子会继续落后。这个学习差异将会成为贫富小孩的 “成就落差” (achievement gap)。
Dana认为，四岁前的三千万个单词正是填平这个 “成就落差” 的关键所在。于是，她发起了“三千万单词倡议活动” (Thirty Million Words® Initiative)，希望帮助更多像Michelle一样的孩子能够健康生活，发挥她们的潜能，让他们拥有不一样的未来。
富裕家庭的家长更了解语言学
Dana提出：父母对孩子语言发展的认识程度，可以影响他们培养孩子的方法。研究指出：比较富裕的父母比低收入的父母更了解儿童语言发展的知识和相关育儿方法。这个差异影响父母如何与孩子对话，也影响日后孩子多种认知能力的发展。
谈到穷人家庭和富人家庭的孩子差异时，我和Dana一致认为，穷人的真正困局，并不在于比富人少了多少钱，而是家庭教育方式的差距，沟通内容的差距，更是信念的差距（belief gap）。
Dana发现，富裕父母，或者了解儿童语言发展规律的父母，给孩子的词汇输入差异并不仅仅在于“量”，还有“质”的区别：
我的思考：责任的界限
Dana既是书中的传奇人物，又是生活中的朋友，她和她丈夫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思考责任是什么？责任的界限又在哪里？医生的责任是否就在病人走出医院的一刻就结束了？
Dana和她的丈夫都是医生，他们都有自己特殊的 “治病救人” 的故事。一个勇敢走出 “医学界” ，研究医疗手段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个为了两个不相识的男孩可以保全生命，在危险面前义不容辞，他们所肩负的责任的都超出了他们的 “本分”。
作为儿童语言的研究学者，我的责任是否只是在实验室里收集数据，撰写论文？我的责任是否也在会议演讲或论文发表的那一刻就算完成？
作为父母，对我们的子女，我们的责任和界限在哪里？而对社会上千千万万的孩子们，我们的责任和界限又在哪里？
还是以Dana的话作为结尾与大家共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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