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硬性约束。
宗法制未必是周人最先发明的，但西周肯定是将其制度化体系化做的最充分的。
哪怕西周后来也灭亡了，但其建立的宗法制体系给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硬约束”，否则春秋时期就提前五代十国化了。那样的话华夏文明或许会提前两千年就终结，然后进入中东印度埃及那种外敌不断入侵，腐化，再被新外敌入侵的循环。
这种硬性约束是很关键的。下克上对于一个古代社会来说或许是难以避免的，新力量可能总归会取代旧力量，但如何保证新力量比当初的旧力量更有体系性，更能撑的住全局，建立其更稳固的体系，就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我们可以看到，晋国有卿族取代国君的趋势，齐国也有田氏代齐，这多少也算是“下克上”，但这种“下克上”却并没有像晚唐五代的藩镇牙兵哗变和节度使叛乱式的“下克上”一样，使得整个社会彻底陷入泥潭，秩序完全崩坏，互信体系完全消失。
这是因为，自西周确立宗法制体系以来，宗法制及其所代表的等级结构依然是深入人心的，晋国的卿族就算势力越来越大，甚至有弑君的行为，但其基本还是要在宗法制体系下受到各方面的约束，尤其是史官和社会舆论以及社会心理社会共识的约束，卿族势力愈发庞大但主政的大夫们基本还是兢兢业业，认真干活，严格执法的。
此外，还有孔子这样大力呼吁克己复礼的人存在，也许孔子的想法在当时略有些不合时宜，但他确实敢喊出来，能喊出来，并且也有很多信徒，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很多问题。
这就使得，就算是卿族士大夫最终取代了原来的晋国国君，但新出来的韩赵魏三家也依然能建立起来自己的稳定新秩序，新国家。而不是像安史之乱以后的晚唐五代藩镇一样，野心家煽动兵变推翻节度使，自己上位，不久以后又立即被新的野心家所推翻，周而复始。
此外，中世纪欧洲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基督教体系的基础上。一方面其提供了某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平台，另一方面基督教里也有很多劝说人忍耐和服从的教导，这也使得中世纪欧洲的各种法团没有很早就演变成像现在欧美的很多极端政治正确团体那样，搞极端政治正确，乃至无理取闹式的要权利要到疯。如果当初的法团们像这样无理取闹，那各种自治市，乃至大学，社团就会自己从内部崩解，根本延续不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