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戴一家居住在中国湖北省中部的一处名叫高山（音）的小村庄里。我曾经于1990年和这家的大女儿戴满菊见过面。她当时是一名优秀的六年级小学生，但是因为负担不起每年约13美元的学费而停学。
当时的高山村尚未通电，最近的一条公路离村里也需要走两小时的路。老戴一家，和他们的猪住在一间泥屋中。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手表，没有自行车，也没有换洗衣服。
我在《纽约时报》上报道了他们的情况后，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给他们寄去了100美元。负责汇款的摩根信托担保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弄错了小数点，结果汇去了1万美元。使高山村的人为美国人的大方而感到大为惊讶。但村民们并没有完全拿到这笔钱。这笔钱到了当地的政府手里。政府随即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替戴满菊和其他一些贫困生付了学费，其余的大部分钱则被他们拿到当地另一地方修了一所学校。
这么多年过去，我想像中国贫富失衡的情况可能越发严重。所以，我决定再去一趟高山村，看一看老戴一家怎么样。我猜想，老戴家肯定是贫困依旧。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纽约时报》我的专栏上再写一篇关于中国现实情况的观察报告。我准备大谈中国沿海地区何等繁荣，而内地却停滞不变。
然而事情却跟我想像的不一样。我发现高山村在几年前就修了通往村前公路的大道，还通上了电，其中甚至有两户人家用上了电话。
老戴家盖起一座六个房间的砖瓦房。猪也有了自己的猪圈。老戴自豪地领我看了他们家的电风扇，电视机和电烤炉。
戴满菊也拿到一所技工学校的会计专业文凭——现在村里象她那样拿到文凭的人还真的不在少数。戴满菊和她的姐妹们如今都在广东打工，每月能赚125美元左右。
在中国，内陆地区农村确实比沿海地区落后的多，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但是，全国所有地方的人民生活确实都在变好。其中，部分原因是很多人都象高山村的农民那样南下打工赚钱。他们干的那种体力活，美国学生肯定是不屑干的，但是，中国的农民工能获得这个机会都很不容易。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这些年的悄然变化——13亿人民与世界经济的交融——全球化，以及中国的变化都已深入中国各地，包括它内陆的那些山沟之地。
当后世的经济学家回顾我们这一时代时，我想，他们一定瞩目于此情此景：中国在历经了五百年的孱弱之后悄然崛起复兴，而美国人对此却浑然不知。
当然，中国目前也面临许多困境：从银行坏帐问题到工人下岗问题，艾滋也有蔓延趋势……。但是，中国在经历了一切艰难困苦的同时正变得越来越富强，这并非奇事。中国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不断地增加并被很好的开发利用；一种高昂的，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工作热情正带领全国人民（包括高山村满菊家的农民）。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先进的文明，大约是在公元1450年（明朝,明代宗景泰元年,明景帝是朱祁钰）后才开始停滞不前。即使如此，至1821年（清朝道光帝），中国经济仍占全球总产值的23%，在那以后逐渐崩溃。
如今，随着如老戴一家那样的十几亿中国普通百姓的兴起， 中国最终将恢复她的传统优势地位，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当年处于巅峰时期的大清帝国被西方世界所“惊梦”一样，我们很可能会被中国出其不意地赶上，被他们所惊梦。
（《纽约时报》2002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