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后来孙可望投降了，所以很多分析一上来都从国主态度找问题。这是不客观的。
孙可望后来投了不假，但是此时的孙抗清态度是绝对坚决的，他迫切需要胜利让自己获取更大权力。所以质疑这时候国主的态度绝对不合适，更多还是从其战略占问题。
我的看法是：打决战本来就是错误的。
要研究此次失败，首先得从之前李定国的胜利入手看。
李定国最大两次胜利就是两厥名王。这两仗有很大的相似性。
杀孔有德一战，利用孔有德骄横自负，把兵力在广西分散时候，直接来个黑虎掏心，兵困桂林。孔有德来不及集中兵力，最终失败自杀。
杀尼堪一战，属于缩微版的“定军斩夏侯”。趁着尼堪初战获胜趁兴追杀时候，非常犀利的把握住尼堪与清军大部队脱离这个间隙，将其包围阵斩。
但反过来，这两仗战果扩大并不好。孔有德在广西的部队大部分依然保全，没有被全歼；而尼堪部更是几乎没有损失，屯齐收拢部队战略撤退了，有生力量基本都保全。
所以通过这两仗很能看出清军和此时南明军的各自优劣。
南明最大优势其实在于地利。西南地区不利于快速行军，清军对地理情况熟悉度又远不如自己。所以一旦自己主动诱惑或者清军自己犯错，导致分兵严重时候，快速集中优势兵力吃掉清军一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甚至像李定国那样直接抓俩大鱼都可能。
而清军的优势在于精锐度更高。在主帅阵亡情况下，军队还能有序汇合撤离，这种组织度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难得的。评价军队组织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败兵溃不溃。
这种对比就发现。南明军并不适合打决战。单纯比较双方兵力数量意义并不大，因为出征清军的精锐度相对高的多，所以寄希望人多就能决战胜利，其实就又陷入天启时代那种思维了。
正确打法其实就是李定国胜利那两次，保持足够耐心，利用地利优势，设法让清军连续分兵，然后集中力量吃掉其小部队。积少成多，一点点消耗。
如果不用这种打法，哪怕李定国也不行，比如他后来败于尚可喜，就是这么个原因。后来清军灭永历朝时候，同样是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不给李定国可能把握的机会。
而岔路口之战，恰恰是一场决战。
屯齐的部队固然远少于孙可望，但只要精锐多，部队没有散，就依然不怕这种决战。
相反，一旦决战打起来，单纯看部队人数意义并不大。孙可望之所以让自己的殿前军先冲，恰恰是上来就用己方精锐冲击。只有精锐对决优势明显时候，大量杂兵才有用武之地。但精锐冲击达不到效果，那么再多杂兵也只能添乱。
孙可望之所以打岔路口之战，可能是他急于立功立威，更大可能在于，他的战略判断出现问题，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全歼清军的好机会。所以采取战略决战的方式。
但这么做恰恰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
从明朝到南明，似乎一直有一种战略决战的执念。包括万历、天启、崇祯都催促过打决战，结果是一次比一次惨。
战略决战从来不是简单的算算战场人数，己方人多就行，涉及方面太多了。特别是军队精锐到底占多大比例，除了主帅以外别人很难了解清楚，甚至主帅自己都可能不清楚。所以相比于一直推崇精兵政策的清军，明军单看数量优势一点就要去决战，是会受到惩罚的。
但是，精锐不足并不代表没有合适打法，耐心把握战机，集小胜为大胜是非常合理的适合己方的方式。但明朝时期，一直都有这种决战执念，从皇帝到朝廷都是总想着一把梭哈定乾坤。到了永历时代，皇帝和朝廷终于不当回事了。但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矛盾，又导致局部优势情况下，再次选择决战，结果重复了明朝时期老路。
这一战也成为孙可望的转折点，自己精锐损失惨重，冯双礼等人选择了投靠更会打仗的李定国，孙可望在永历朝逐渐四面楚歌。最终只能南朝降王款北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