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确切的说法，并且也不是所谓的以后是否会出现的问题，而是在“新清史”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大元史”，甚至可以说 ，“元史”从诞生开始就只能是“大元史”，毕竟元朝的疆域无远弗届，不懂多种语言，无法研究元史。
无论是南边的南京大学韩儒林这一系（刘迎胜他们），还是北边内蒙古大学的亦邻真这一系（薄音湖他们），英语这种通用语言就不用说了，元朝比较通用的蒙、藏、波斯等文字都是有很高要求的，韩儒林师承伯希和的欧洲语言学传统，伯希和的拿手绝技“审音勘同”也是韩儒林先生的特点之一；
而相比于韩儒林的名声遍天下，世界第一流的学者亦邻真我们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实际上在当时的国际蒙古史学界，很多人是把亦邻真当神仙来看的，亦邻真的很多学术成果是用蒙古文来写作的，研究方向也是畏吾体蒙古文和古代蒙古语研究上面，这对于蒙古学来说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几个大问题之一。搞学术的人都知道，越基础的问题越重要、越难，而且非专业人士不能理解其重要性（对，其实我也不懂，我蒙古文一个都不认识），所以一般人不知道也很正常。
因此，中国的“元史”从一开始就是“大元史”，和世界学术联系也是比较紧密的，但是前几天看到一位学者貌似在抱怨不能老是在韩氏一脉的“审音勘同”上打转了，需要以更开放的心态与世界学界接轨。
至于说“新清史”，说偏见也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好，我对于他们持负面态度。至于题目所说的“新清史大部分的论点已经被西方学术界接受”，这应该来说是一个并不确切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新清史大部分的论点”在“新清史”内部都没有被完全接受，例如柯娇燕和欧立德在最基础的“族群性”问题上都有很大分歧，柯娇燕也比较不认同别人把自己归类为“新清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诡异的现象？
我认为原因很大部分是由于连“新清史”学派自己人都不知道什么叫“新清史”学派，其实他们除了来来回回的“利用非汉族史料”和“内亚属性”等一些零碎的口号以外，并没有能够支撑起一个所谓学派的理论基础。而所谓的清史研究的“利用非汉族史料”和“内亚属性”欧洲和日本汉学界清史研究的基本功和观点之一，所谓的“新清史”只是把一大堆自己都不甚了解的概念和理论揉成一个貌似很时髦的观点进行输送，就像狄宇宙所评价的一样：
“新清史”的很多观点其实是非常站不住脚，最典型的就是强行把藏传佛教给乾隆皇帝的尊号“文殊菩萨”当做所谓的“菩萨皇帝”，之后再推论所谓的这是清朝内亚属性的体现。而不知藏传佛教将汉地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观点，在明朝就开始出现了，给明朝皇帝的尊号上同样有“文殊菩萨”这个称号，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是藏族宗教史观的一种体现，强行扯上内亚属性很牵强。
我认为“新清史”学派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提示中国清史学界，以后要更加注重以往被分割为“民族史”方面的满族文献、藏文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并且和清史研究相结合。
其实中国清史研究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非汉文史料”的利用不够充足（清朝的“非汉文史料”中国学者的利用和翻译其实相当广泛），而是“清史”和“民族史”被割裂了，其实两者在很多层面上是需要互通有无的。例如王仲翰和乌云毕力格都是清朝“非汉文史料”研究的大家，但是别人都叫他们民族学家。各朝各代，民族学我认为都不能画地为牢，而历史研究者也不能井水不犯河水，主要是融合，融合之后创新自然就出来了。
我认为如果仅仅是提出新明史这个概念的话，意义不大，还是要靠成果和作品说话。
其实如果非要讲新明史，从梁方仲和傅衣凌开始的社会经济史学派你就可以把它作为新明史，并且他们的衣钵一直传递到现在以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为主场的华南学派（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华南，北京大学赵世瑜和哈佛大学的宋怡明也是佼佼者），作为一种在世界明史学界都有很大影响的学派，他们现在正发展的如火如荼，无论是刘志伟的“贡赋经济学”概念还是从科大卫到刘志伟、陈春生他们几代人的历史人类学观点（这个说法可能并不确切，他们的人类学和西方的人类学概念不太一样，主要是指的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的结合）。
如果说题主所说的“新明史”是指的挖掘内亚属性的明史的话，我认为就更是水中捞月了。因为明朝本身就没什么内亚属性，从朱元璋开始，到崇祯皇帝结束（除了永乐），他们没有意愿去治理西边那一大块不毛之地。这个调子从朱元璋开始就定下来了，你去看看他的各种诏书和文集，就能发现朱重八对于自己能打下中原那一亩三分地就已经很庆幸了，至于西藏、蒙古这些地儿，即使西藏贵族都邀请明朝驻兵了，朱元璋依旧表示我的军人去那种地儿，没意义，你们自己玩就行。甚至在给高丽国王的信中还表示连云南这种地儿我本来都不想要的，我都跟明朝的云南王说了，你乖乖听话，你做你的王。可是云南主动挑衅，所以我才勉为其难收了回来。
到了永乐帝，他是妥妥的朱元璋的逆子，朱重八说不能做的事情，他基本都做了一个遍。可是即使多次远征漠北似乎体现了明朝的内亚属性，但这只是表面，九大塞王的撤销标志着明朝永久的将从大片土地拱手让了出去，实际是进一步减少了自己本来就没多少的内亚属性。再到后来的皇帝，也就不用多说了。
其实说到明朝的内亚属性这方面的研究，钟焓写过一篇探讨明朝内亚属性的文章，但是看过文章的都知道，这边文章并不是一篇建构之作，而是一篇解构之作，用“新清史”中有些所谓内亚概念在明朝就已经存在来解构所谓的“清朝的内亚属性”。他貌似说过自己要从事明朝内亚方面的研究，但是可能还没有具体的成果出来。
我认为如果非要搞一个新概念，炒一个“新明史”的概念，从“两西”方面入手之最好的，就是：西藏和西洋。
西藏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藏传佛教的历史，因为西藏自己的史书上都是很隆重的藏传佛教史观，抛出宗教，西藏自己的史书基本就溃不成军了。而藏传佛教的发展史上，明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们常常说元朝和清朝的君王崇拜藏传佛教，但是明朝的君王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从朱元璋开始，除了崇道的嘉靖帝，一般明朝皇帝和他们的后宫都对藏穿佛教有很高的礼遇。特别是永乐帝和明武宗。
藏传佛教可以说和明朝皇家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第一部藏文《甘珠尔》就是在永乐朝完成的；而如今的黑帽体系的“如来大宝法王”称号也是永乐帝赐的；黄教就更不用说了，宗喀巴就是明代人，他们最大的庙宇之一也是利用永乐帝的赏赐修建而成。
而目前，沈卫荣考证出了一大批以往被认为是元朝作品的藏传佛教汉译经典，实际上是属于明朝，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发现，应该能出一批成果。沈卫荣也表示将进行明朝的西藏学研究，但是也还没有成果。
至于西洋，我感觉就不用了多说了。郑和学一直是一门比较热的学问，但是目前来看，随着新发现史料的枯竭，也渐渐衰落，最近什么郑和研究会会长啥的写了一篇文章，“论证”了什么“万国坤舆图”实际上不是利玛窦他们带来的，而是郑和下西洋的成果之一什么的，整个学界传为笑柄。这种研究完全就是魔怔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不用花心思去挖掘什么“明朝的内亚属性”这种虚无缥缈并且本来就不存在太多的事物，到最后只能陷入玩弄概念、贻笑大方的境地，中国明史学界本来资源就不丰富，人员也不充足，并没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上面。
其实，如果非要强行扯什么“新明史”的“内亚属性”，我现在拿着我自己积累的资料就能弄一篇哗众取宠的文章。
拿着钟焓和沈卫荣的成果，再结合明初四夷馆中的女真文书，再回顾一下明朝对于藏传佛教的影响，最后再故作玄虚的强调一下，蒙古语“dayiming”（也就是大明），在明朝后期已经成为一种和大元一样的尊称，大明这个国号不仅仅是汉地的王朝，更是蒙古语中的“伟大”和“光明”之意，不仅在林丹汗给自己上的尊号之中有“dayiming”紧跟在“cinggis”（成吉思，上标我打不上去，就这样吧）之后，作为对自己崇高的象征；并且在他们给成吉思汗所上的尊号中，也有“dayiming”作为对其伟大的夸耀。
甚至在俺答汗统治下的土默特部，还将自己的名号称之为“大明金国”（美岱召泰和门石刻上），表示“伟大的金国”。
最后直接把内亚属性的概念套上去，并且表示这是中国明史学界所忽视的地方，我认为以后应该加强“非汉文史料”和“内亚研究”的投入研究云云。
但是，这种强行套概念有什么意义呢？
“dayiming”在蒙古语变成“伟大的”，和内亚属性并没有什么关系，明朝压根没想搭理过内亚，谈不上什么内亚属性，不能把别人没有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实事求是”，永远是是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
以上纯属夜间闲谈，就当看文献看烦了之后的野叟献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