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帮助了，某些挑水当赤脚医生的照片还挂在那里。知青下乡客观上带来青壮劳动力，以及知识生产能力，教育医疗都有帮助。
但同样也有年轻娃娃，和啥都不能干的知青，与乡村为知青的支出相比，性价比如何就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出来。最后往往又变成幸存者偏差和意识形态讨论，吵了半天没结果。
可以确定的是从量上看，前三十年中国小学教育普及是非常高的。
但小学普及可不是从1978年以后才下降的，从1975年开始就开始下降了，这里是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大规模下降也确实是人民公社解体后的事。
这一切的起因是随着大跃进同步展开的教育大革命运动，比文革还要早很多年。
看起来写了很多，其实就一句话，中央没钱，自己想办法，事情还必须得办了。也确实构建了队队有幼儿园和小学，社社有初中，县县有高中，等到了文革就成了村办小学、生产队办初中、公社办高中。
当然也有代价，盲目扩大量师范生跟不上必然会降低教育质量，以及过度重生产，此时知青是有利补充。
由于政社合一，这种政策指标轮到农村还是农村自己支付成本。也就是说知青不管是不是为农村做服务，最终知青的支出是农村自己掏钱买的。
看文件除了部分内容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问题在于地方政工干部根据具体情况的领导下恐怕就会出乱子了。
这才有60年代的《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小学40条”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中学50条”进行拨乱反正。
但这只是在教育形式上改变，根本经济结构还是如此，真正的巨变是人民公社解体和财政包干，原先财政好歹还是有减免补贴的。
而且由于政策指令的存在，公社会真的强制动员适龄儿童入学，不管学的怎么样，好歹是上学了。
分田单干后，农村学校失去了财政来源，同时学校失去了生源，大量农村学生辍学干活打工。就算想上学，也不会去本村学校，宁可去县城。
其实从学校和生源数量就能看出，改革开放势在必行，传统人民公社模式在文革结束前就快维持不住了。
而且最关键的在于1968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侯王建议信》，原文不好找了，就找到直接结果。就是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
这就导致农村教育陷入混乱，农民孩子接受教育后不懂农业技能，更愿意去城市。以及过度追求多快好省，农村不仅要有小学，初高中都得有增加负担，五年制和精简课程导致教学质量下降。不过文盲率却也实实在在的下来了，也提供了工业化人才储备。
一直到1980年，中央的基本看法还是让农村办教育，可是很快人民公社就要解体了。
一直到198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和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算是恢复了农村职业教育，不过并没有改变或者说正式确立了直到今天还在沿用的教育分级包干政策。
由于80年代乡镇企业和农村城市化兴起，农村教育反而稳定了一阵，直到80年代末也就慢慢的不行了。
其实我写这么多基本是跑题了，很多原文写得比我详细。
我想说的是今天这么多知识分子在讨论谁好谁坏或者说城市化的绝对先进性的时候，有谁问过农民的意愿吗。
我曾经说过资本打败封建靠的不是文明，而是野蛮，不在于否定，而是承认。
如果没有羊吃人，人是绝对不会进城的。一个小农一辈子的梦想就是省吃俭用买地当地主，而不是进城务工，这也是当时有主张富农路线的原因。
之所以40年代和80年代分地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恰恰是前三十年长期的现代性教育给新一代农民灌输了工人思想，这才会出现分田包干后的在村干部领导下主动集体化搞工业化。
但在没钱的时候，农村作为蓄水池不仅要自力更生，还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资本依靠。当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孰轻孰重自然明白。
就像是知青的问题，知青帮了也好，没帮也罢，不都是公社掏的钱？今天可以左的教育，明天可以右的教育，然后当今还能形成两派互相争吵，怎么没人问过乡村老师和农民是怎么想的。
意识形态归意识形态，其实前后三十年做法根本没变，如今却能成了利益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