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洪武到正统期间财政支出的构成及变化
一、军事支出
这是占明朝财政预算比例最高的支出项。
洪武时期，因为要平定西南、南方、四川的割据势力，并持续的北伐清除北元的威胁，建立卫所体系并大力推行军屯（需要生产工具和人力投入），军费支出占比一度高达财政支出的70%。后期随着战争结束以及军屯开始产生效应，这个比例回落至60%左右，军费支出压力得到了适当的缓解，但是军饷，装备以及边境防御体系的建设依然占据财政预算的绝对大头。
但是前文我们提到了，军屯最高时贡献了全国40%的田赋，再结合盐引的创新，朱元璋基本做到了“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目标，成效显著。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朱元璋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皇帝。
永乐时期，扩张性政策导致军费空前膨胀，军事支出的占比飙至70%以上。占大头的项目主要有：
* 五次亲征漠北
* 征服安南：前期战争消耗大，后期叛乱不断，维持占领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 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需要大量的营造宫殿以及充实九边卫所，修筑明长城的早期工事。
* 郑和下西洋：前六次规模极其宏大，涉及大规模的船队建造，人员物资调配，沿途的赏赐等耗费惊人。
整体来说，永乐时期相比洪武时期，大明的武德推向了巅峰，取得了扩张性的发展成果，但是军事支出的效率在下降。这种频繁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了卫所军屯所能负担的极限，过度的依赖江南税粮的长距离转运。同时，军屯开始出现土地侵占，军士被当佃户使的情况。
洪武时期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甚至略有盈余，而到了永乐时期，财政支出显著超越财政收入，不得不不断的发行宝钞和盐引，为后续危机埋下了隐患。
这里需要提的是，洪武和永乐时期，不断的对外战争，确实增大了民生压力，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税粮，不过两位皇帝做的都是对国家长远利益更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对于江南的士绅文人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时光。所以这两位皇帝在文人中，口碑一向不太好。
洪宣时期，基本上采取的是“休养生息”的战略方针。三杨主导放弃了安南（这件事情我们将在后续有关地缘情况的章节中讨论），停止了大规模的北伐和下西洋，很大程度的减轻了财政负担，军事支出占比回落到了50%。 不过这个时期，鞑靼和瓦剌崛起，北方的压力大增，形势依旧很严峻。
而且这个时期，军屯制度加速败坏，军官侵占屯田，奴役士兵给自己当佃户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军屯收入锐减，士兵逃亡，卫所战斗力明显下降。
正统年间，边境冲突不断，征伐兀良哈，军费开支占比有所回升，军屯的崩坏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卫所军制已经基本上名存实亡。理解这一点，才能更好的理解土木堡之变中，宣府和大同方向的卫所形同虚设以及各种让人费解的决策的原因。
我们知道，军屯曾一度贡献了40%的田赋，但是到了正统时期，军屯基本上已经彻底崩坏，中央财政负担大大加剧，而江南税赋的核心区（江浙一带）首当其冲，这也是阴谋论者常常会使用的“动机”，我们姑且先不去讨论他，留到后面章节去说好了。
二、官俸支出
官俸支出由洪武初期大致占财政支出比重的10%左右，不断攀升，到正统年间大致达到了20%，是由于官僚体系的不断完善，官员（尤其中下层）和吏员的规模都在持续增长。由于持续增长的官俸支出带来的压力，洪宣时期开始扩大“折俸”比例，本色米的占比降低，宝钞等折色薪水的占比提升。由于宝钞是随便印的，所以这样可以明显降低朝廷的压力，但是实际购买力必然会下降，官员积极性遭受了打击，如前文所说，对于一些中低级官员，到了不贪都难以生存的地步了，属于体制倒闭贪腐的典型。
三、皇室及宫廷支出
宫廷日用、宫殿营造与修缮、祭祀典礼、赏赐等，这些大致的占比在5%～15%之间浮动，像迁都北京这种时期，占比就很高，其他时期则相对不高。
四、公共工程与赈济支出
水利、道路、桥梁、仓廪、赈济，这些支出内容占比大概在5%～10%。有些项目耗资巨大，但是长期受益，比如治理黄河、大运河及其他重要的河流堤防。这部分的波动主要受灾情影响较大。
五、宗室俸禄支出
宗室问题，是明朝灭亡的众多因素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朱元璋定下的《皇明祖训》，规定每个皇子成年后，都封亲王，会得到一块封地，还要配上良田，俸禄和私人护卫。这些俸禄非常丰厚，比普通的一品大臣的收入还要多十倍以上。他分封的第一批亲王，是自己的十个儿子，让他们到北平、南京、广西等重要军事重镇当藩王，这样藩王们就形成了皇权外围的一道军事屏障，军队掌握在朱家人手里，让他心里能够比较踏实。但是这些人，实际上是寄生于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明初时人数较少完全不成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宗室的规模随着老朱家人不断的生娃，生娃，生娃，指数级的膨胀。
洪武末期的时候，宗室才24人，到永乐时期，已经膨胀到127人，到了后来的嘉靖年间，宗室人口已经到了2.8万人，能够吃掉山西这种规模的大省的82%的税粮，到了万历年间，宗室人口爆炸性的来到了16万人，到明末崇祯年间，宗室人口更是达到了数十万。说宗室吃黄了大明江山，毫不夸张。很多宗室富可敌国，明末崇祯向宗室借钱救急，大多见死不救，如洛阳的福王府，藏着300万两白银和30万石粮食，但是洛阳城守城士兵半年没有发军饷，连饭都吃了上顿没下顿；周皇后的父亲周奎捐了1.2万两银子，结果抄家时发现家里藏着53万两现银。
这些虽然不是洪武到正统期间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窥见，宗室方面的支出和人口规模的快速膨胀，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到了正统年间，宗室俸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大概达到了5%～8%之间。
这就是洪武至正统年间，财政支出的大致构成及变化趋势。 我们不得不提其中一个史书上可能不是重点，不太起眼，但是影响不逊于宗室人口膨胀的事，也就是下面一节将要讲述的： 马政的崩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