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薛宝钗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佳女人形象。
那杜少卿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岸的男人形象。
很多人会拿杜少卿和贾宝玉来对比，很有意思的是，《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诞生于同时代（《儒林外史》成书于1749年，刻印出版于1803年。《红楼梦》作者去世于1763年，刻印出版于1791年）。作者吴敬梓是杜少卿的原型，曹雪芹也是宝玉的原型。吴敬梓和曹雪芹也都有类似的经历，从富贵到贫穷落魄。
穷小子富贵后都忙着争权夺利，而富豪子弟贫穷后都忙着写书，不知道这算不算中国社会的惯例。
曹家靠着跟康熙的特殊关系，跻身中国顶级豪族行列，但还真算不上书香之家，曹家祖上是武行出身，入了旗籍，后来曹寅又是康熙的亲信，也就是个汉族土包子随着满清的崛起成了豪门，虽然也经营了几代，有了书香气氛，但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你说老曹家是暴发户也不为过。所以曹家在科举上没什么成功的人物，好像也用不着去科举，倒是沾染了很多满族人的习气，一等公民反正有国家养着，闲了也就是往文化上熏陶熏陶。这样就养了两种后代，一种是傻逼富二代，一种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致富二代，曹雪芹属于后一种。
吴家祖上跟朱棣立过战功，有世袭的爵位，但后来不显，爵位没了，只好务农做医生。直到顺治年间开始，家族里拚着命的出进士，榜眼探花也好几个。这个可能是曹家眼中的爆发户，但到了吴敬梓，四、五代的进士出下来，虽不算豪族，也算真正的书香之家，但吴家在权力阶层没有特权，没有世袭的爵位，全靠努力。
所以出身环境也导致了杜少卿和贾宝玉这两个人物在价值观、爱情观等人生观上差异。
一、对科举的态度，《儒林外史》虽然揭露了很多儒士的丑态，但也赞美了儒林中的一些人物，总体来说他是不反科举的，比如杜少卿的很多好友基本都是科举中人。但曹雪芹显然对科举没什么好感，主要是他的家族不是靠科举发迹的，小时候也不被逼着考科举，从置身事外的角度来看，可能会看得更清楚，同时也难免有些偏见，认为搞科举就是俗事，是攫取权力和金钱的手段。
吴敬梓早年考过科举，但不顺利，曹雪芹估计从来没考过，压根没学过八股文嘛，所以他们都不太热衷于科举考试，但对科举的态度上有差异。
二人都不热衷科举，那么就去搞别的，其实都搞的挺好的，比如杜少卿对《诗经》中一些诗篇的解读更符合我们现在的理解，超脱了当时的时代，不受儒学束缚，这眼界显然比王阳明还要高。有时候叛经离道方能回归本质，这跟宝玉有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当时都不是成功的人，但他们在追求本质追求真理上超越了当时的时代。
二、对金钱的态度，杜少卿和贾宝玉都看淡金钱，但有差异。
曹雪芹后来穷了是被动的，生来坐享富贵，等家族倒了，一筹莫展。
吴敬梓则是自己主动败光的，一个家族的人，人家越来越富有，只有他把遗产挥霍一空，老来穷困潦倒。被族人嘲笑为败家子，这个都反映在杜少卿身上。
虽然后来都潦倒，但曹雪芹心理上的折磨比吴敬梓更甚。
宝玉看淡金钱是因为他小时候压根不缺钱，不缺钱也就没有金钱概念，等到缺钱的时候，可惜我们看不到作者原笔的后半部，总的来说曹雪芹的宿命论更强，认定家族由盛到衰是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挽回，生活背景处处折射在其作品里。所以宝玉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后来穷了只能去感叹命运。
但杜少卿对自己的穷困毫无羞愧之心，也毫无哀叹之意，也就谈不上后悔。不能说杜少卿没金钱概念，但他确实不把金钱当回事儿，自己败光了就不能怪命运对吧，穷了也能泰然处之。从这方面讲杜少卿做到了真正地看淡金钱（正因为看的淡所以守不住财），这是比宝玉高明的地方。
晚年潦倒的时候，吴敬梓和曹雪芹一个卖文，一个卖画。
反映到作品里，杜少卿和宝玉都不搞经济俗务，一是清高，另外也是确实搞不来。
三、爱情观、婚姻观
且不说“今虽老而丑，我故见其娇而好也”
人家劝杜少卿娶妾，他说：我若多占一个女子，这世上多一个男子无妻。看着觉悟，世上所有的甄宝玉贾宝玉都比不上。
这话放到现在也是振聋发聩，这是几千年来，人性光辉的集中体现，说他是两千多年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岸的男人形象一点不过。
四、交友
宝玉只交同路人，北静王、秦钟、柳湘莲、所有穿红衣服的未婚女子……
杜少卿什么人都交，什么君子小人，匪盗骗子，上到大学者，下到泥瓦匠，但他真正结交的是那些正直的人，没有身份和阶级论
说到底，有骨气，不势利，不攀附，无功利心。杜少卿和宝玉大同小异。
五、价值观
试图甩掉礼教的枷锁，积极寻求生命的真相、人生的意义，寻求自我。这点宝玉跟杜少卿是相同的。
《红楼梦》开篇甄士隐出家
《儒林外史》开篇王冕隐遁
真的是神同步，曹雪芹和吴敬梓真的是18世纪中国文坛的绝代双骄。
具体到杜少卿，无论放到哪个时代，都是最伟岸的男人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