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孝宗是一个平淡而缺乏作为的守成君主，因为符合传统的要求而有了虚高的名声。
首先论一下前任皇帝，明宪宗朱见深。
现今人们对孝宗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印象，大都来自于弘治朝初期的一些举措，说他如何革除成化朝弊政云云，又如何拨乱反正、锐意兴革。换句话说，是建立在成化朝差的基础上。
然而，成化实则是颇有作为的君主。内平流民，一上台就着手镇压天顺年间酝酿的流民造反，对外则有威宁海大捷、成化犁庭等，并收复了河套。内政也得到了“仁宣之治于斯复现”的高度评价。虽有弊政，但这不妨碍对成化的整体评价。
所以说，弘治接手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恋母癖昏君”成化留下的“烂摊子”。
若说弘治能够坚持彻底地革除成化朝弊政并持续励精图治，那么也不影响称其为有为之君，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成化朝弊政在弘治朝后期不仅全部恢复并且还有恶化之势，信用李广、滥用传奉官、沉迷斋醮靡费金钱……纵容外戚张氏一族使得外戚为害之烈，更是终明一朝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如果只是这样那也还过得去，毕竟哪个皇帝没有弊政呢，可弘治留给儿子正德的江山，和他的父亲成化为他留下的江山却完全不能相比。
弘治朝的整体稳定是传统史学家给孝宗极高评价的重要依据，这点也是弘治一朝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所以说，孝宗作为王朝中期的守成君主是及格的。
但因此就将弘治朝勉强的治世拔高到中兴的高度，则是明显的过誉。
表面的稳定终究不能掩盖社会矛盾的持续积累。到了弘治末年，已是国库空虚、边防废弛、流民日增、“民穷财尽”。就算不说是烂摊子，也跟所谓的中兴盛世半点搭不上关系。
李东阳有一份奏疏对此进行了叙述：
显然，此时明朝的社会矛盾趋于尖锐，情况不容乐观，“事变之生，恐不可测”。而弘治一朝京营占役、纵容皇亲的弊端在奏疏中也有所反映。
李东阳不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的奏疏可能存在夸大的描述借以增强其讽谏效果，刘大夏却是用不愿担任兵部尚书的实际行动对此作了深刻的阐释（。
孝宗对刘大夏的说法感到疑惑，于是——
不难看出，孝宗有治理好国家的愿望，但对社会的实际状况了解不多，能力不足。
你心再好，大明也还是从“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变成了呃……这样，总不能为你一人降低中兴标准吧？
但是文人史官们不觉得，中兴标准可以降低，政绩的标准当然也能降低啦！
“叶淇变法”常被作为弘治政绩大夸特夸，然而使得边储空虚进而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的弊端却少有人提。
治理黄河的效果也是一言难尽。
军事上，因轻信小王子的入贡，丢失了成化一朝收复的河套。
中兴标准注水，政绩标准注水，然后“史上最完美的皇帝”就出炉啦！
对了，他还专宠张皇后，一生一世一双人好浪漫啊！什么，外戚作恶？在真爱面前这算什么！于是小妇人张后也被描述成十分美好的样子——
妈耶，这是我认识的那个一心想着给娘家拉好处、跟儿子闹翻后儿子病重将死都不去看一眼的张后吗？
从政绩到老婆全方位包装，我服。
孝宗被视为明君圣君，一部分是因为他总体而言符合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并且任内社会矛盾还未集中爆发，而另一部分……据本人不负责猜测，可能跟他的著名“昏君”儿子正德有关。
一直以来，文人史官对于正德这种完全违反传统观念的奇葩皇帝却不亡国怀有极大的疑问。最后得出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点既表达了对于“败家行为”的愤慨和对“昏君”的谴责与轻蔑，又体现了对“明君”的肯定与同情，有利于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念，对于后人以史为鉴有着积极的引导意义。
正德在文人史官眼中越荒谬昏庸，与之相对，弘治的形象在史书中也就愈发光辉高大。
最后连成化的政绩也连带着被部分传统史学家矮化，以突出并不存在的“弘治中兴”。
《明史》说正德“承孝宗之遗泽”，这“遗泽”是什么呢？
年仅十三岁的朱厚照继位后，日后被称为“败家子”的他，面临的是这样的状况。
刚登基未满一月，就遭遇了明军自土木堡以来最大的败仗，史称“虞台岭之败”。
国库空空荡荡，赏赐没钱，老爹连自己的棺材本都没攒够。而且北方旱灾，鞑靼猖獗，军费不能欠着。没办法，只有借钱省钱。
经过弘治年间严重的京营占役后，清查几十万人的京营，只有六万人还看得过去。
ps:京军废到刘六刘七造反时把他们当空气，一言不合就想着潜入京师玩“擒龙”把正德抓起来。这也是后来正德调边军入内，建立“外四家军”，推动边京军轮班操练的重要原因。
还有更刺激的：已经有百万流民满地跑了，指不定哪天就造反了呢！(ง •̀_•́)ง
这样的“遗泽”，谁爱要谁拿去好吗？╮(╯▽╰)╭
对了，一定不能忘记《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他对孝宗有这样一段评价：
抑外戚emmmmmm……明代除孝宗外的随便哪一个皇帝都更有资格说“抑外戚”吧。=_=
对这些睁眼瞎的文人史官，我就想问一句：
不过，一些现代的历史学者就不是古代那样一面倒地吹捧和挽尊了，有的时候呢，嘴还有点毒……咳咳。
黄仁宇教授还比较温柔是吧……
方志远教授这话就很有点扎心了啊。
补图：
用这段话作结吧：
弘治皇帝朱祐樘，明朝第九任皇帝。……生活在明中期的他虽不是昏庸之辈，但也决非英明之君，他能博得后人“中兴之主”的美誉，实在值得深思。比较而言，他是明代一位中规中矩的皇帝。……所谓“勤政亲贤”的表象背后隐藏的却是复杂的社会矛盾，危机正在潜滋暗长……
这个问题好像这几天热度变高了……？
那就再补充一些吧。（很长，慎读）
孝宗末年的军事财政问题明摆在那里，不是一些人装作看不见，喊“双标狗司马”、“哗众取宠”就能改变的。
扣帽子真的很没水准。
怎么，许着你们揪宪宗晚年的弊政，孝宗晚年的就说不得啦？说出来就是妄图翻案、“双标”？
宪宗任用的原杰、商辂、王越等人你们怎么就不说了呢？
孝宗用的贤臣，“弘治三君子”之一的马文升还以权谋私呢，你们晓得嘛？
武宗登基之初（正德元年四月）收到弹劾官员跑官卖官贪污腐败的奏疏，下发给大臣们看。
大臣们回复说：
“根本没这档子事。光说空泛大话，有本事具体指认呐～”
好吧，上奏疏的给事中安奎只好自己认罪，完了还被罚了一个月的俸禄……
诶？等等，既然如此，那当初给李广送“黄米白米”的又是哪些人呢？
原来不承认就等于没有啊。学到了。
现在知道武宗为毛会发表那句“天下事岂皆内官坏之？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的名言了吧。╮(╯▽╰)╭
对宪宗的好评从古至今都不少，他晚期的弊政古代历史家一样说，但也一样肯定他的功绩。
可是到了现在很多人眼里，他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一无是处懦弱无能的“恋母癖昏君”。一个可称有为的帝王被误解成这样，难道还不许别人把实情说出来吗？
我还想问问把斩首四十二级的贺兰山大捷跟斩首四百余级的威宁海大捷相提并论，以此论证孝宗武功好的某些人是什么奇怪的脑回路呢23333
哦，对了，同样是用王越，成化年间能打出斩首三百余级的红盐池之战，弘治年间就只能打出斩首四十余级的贺兰山大捷了。这是为什么呢？
来复习一下哈，名将王越怎么去世的？
人家王越一把年纪了还在想着为国家出力，完事却被孝宗手下的言官们弹劾气死了……
《剑桥明代中国史》
第六章
可是事实上他（孝宗）当一个完美的模范人物还不够格。他很注意帝国的问题，但是他【既不能向国家展示一种开阔的前景，也不能给它提供雄才大略的领导】。此外，完全可以理解，【对他感恩戴德的官僚们掩盖了他的一些错误】，其中包括他过分地宠爱和依赖他的张皇后。【她是一个愚蠢和爱提要求的妇女，易犯小错误，而这些小错误也包括需要贵重物品，轻信最花言巧语的和尚道士的教义，以及对她家族，特别是她的两个极为贪财的兄弟无限溺爱。】
这两人就是张鹤龄和张延龄，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姐姐张皇后和她的母亲金氏的持久不衰的支持，靠着肆无忌惮地滥用他们幸运地取得的高官的职权而青云直上。他们的父亲张峦在他女儿选进宫时，原来不过是国子监的监生，在1490年已被封为寿宁伯。次年秋季，他的女儿生下了在1492年春季被宣布为皇太子的儿子，使张氏家族取得了有特权的地位。不久，也在1492年春季，国丈呈交一份不得体的奏疏，要求提升为侯；虽然许多高级朝廷官员因没有先例和不适宜而加以反对，但皇帝仍提高了他的爵位。三年后，当此时已为寿宁侯的张峦死去时，其爵位被他长子张鹤龄继承。他本人又被追封为地位更高的昌国公；尽管官员们指责，【他的一座豪华的陵墓是以公帑建造的，按照他的品位，这违反了礼仪的规定。】次子张延龄当时还是十来岁的青年，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被封为伯，最后封为建昌侯。
（给张家洗地的还是省省吧，明朝最跋扈、作恶最多、祸害时间最长的外戚的地位坐实了，想拉着万贵妃比烂也没用，张后那两弟弟干的奇葩事多了去了）
【张氏家族的许多堂兄弟、叔伯、养子和结拜弟兄以及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食客都得到了官衔、官职，最后取得了土地和参与贪污腐化的机会。「整个明代没有其他外戚享受这样的待遇」】；这既证明皇帝对他妻子的依赖，又证明他对最接近他的那些人不能采取坚定立场。【他的外戚屡次因具体和严重的不法行为而受到指控，但是皇后和她的母亲，以及一个阉党和其他投靠张氏以从中取利的心腹朝臣始终为之辩护。虽然他们不能操纵皇帝去恫吓他们的政敌，他们却一直能向他求情，以致使他干脆对这些指控置之不理。】
……有几次他下令作出所请求的纠正行动；但是【他常常评论说，他们如此令人钦佩地陈述的高明的主意此时不宜用，以此把事情搁置起来】。
……【前一个皇帝统治期间新出现的行政弊病在他的后期又任其重新出现】；这表现在设立皇庄，绕过主管的部直接封官，贪污盐业专卖款，朝廷官员接受贿赂。……这些他并不知情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这位善良、谨慎、勤奋和【由于某些原因劳而无功】的年轻统治者的历史记录。
……成化皇帝统治的23年和弘治统治的18年，不但在它们面临的国内和边境的军事问题的性质方面，而且在它们作出的反应方面都互不相同。简而言之，朱见深与他的有军事头脑的祖父和父亲〔宣宗皇帝（1425—1435年在位）和英宗皇帝（1435—1449和1457—1464年在位）〕相同（吐槽一句：英宗怎么混进来的……→_→），向往他们的生气勃勃的、甚至具有侵略性的军事姿态，并且厚赏有成就的军事将领。与之相反，朱祐樘尊奉儒家的和平主义理想，不鼓励那些采取侵略性政策的人。在成化帝在位期间，共封了九个伯爵和一个侯爵，作为对军功的报偿；在弘治帝在位期间，只封了一个授给有功勋的贵族的爵号，而这个爵号是追封一个在1504年于北方边境战死的英勇而顽强的老将。虽然在这两代皇帝统治下，北方边境是明朝军事上主要和持续的关心点（这是不易摆脱和一直存在的一些根本原因所造成的），但那里出现了不断变化的形形色色的敌对领袖和联盟。 成化统治的更带侵略性的军事姿态反映了三个因素：（1）军事威胁来自更强有力的敌人；（2）皇帝的态度保证了中国人作出积极的反应；（3）爱搞权术的官员——象宦官汪直——认识到可以从凯旋或报捷中获取个人利益，就在成化统治时期为这类行径制造更多的机会。不像他们的大部分前辈，这两个皇帝都没有亲自出征，以后的明代皇帝除了喜欢模仿英雄的正德皇帝（1506—1521年）外，也没有这样干过。 宪宗虽然喜爱武功，本人却不壮健；温和和主张和平的孝宗在整个明代的皇室中是最不可能成为战地统帅的人。可是他有一次相当含糊地提出，也许他要义不容辞地率军对其北方的敌人进行一次讨伐。1504年夏季快到他的统治结束之时，大同的边防区又遭受了几乎是每年发生的袭击。他召集他的一批大学士私下讨论了这一他似乎认为会使人们怀疑他统治的正义性的永无休止的问题，也许他还想起了公元前12世纪周武王向商代的暴君发泄的那种令人钦佩的义愤，结果他便去考虑如何制服桀骜不驯的蒙古人的种种办法。在认真思考后，他的儒家的责任感明显地克服了他对战争的厌恶，同时一名勇猛的指挥及他率领的一支所的人马在敌我人数悬殊的情况下英勇殉国的消息又进而激发了这种责任感，于是一向谨慎的孝宗经过长期的犹豫之后就提出：“太宗频出塞，今何不可？”这一与他性格不一致的提议一定引起了众人的惊奇，他信赖的兵部尚书刘大夏克制了这种情绪，以完美的朝臣的机敏答道：“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他引了永乐帝时期的一件事以证实他的论点，最后他下结论说：“度今上策惟守耳。”
为啥宪宗还能往外打，发动“成化犁庭”等战役，到了孝宗却变成了“度今上策惟守耳”呢？
第七章
年轻的皇帝（武宗）一继位就得处理他父亲遗留下来的三个难题。【第一，没有足够的收入；第二，西北诸卫不能击退蒙古人】；第三，太监和文官们在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常持不同意见。
……在他统治的初期，横阻在他面前的最紧迫的事情是【收入不足】。
说弘治晚年财政没问题的请出来说说怎么个没问题法？愿闻其详。
接下来摘两位学者论著的目录一观：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栋著《明史披拣集》
目录
经济史卷二
明朝财政的转折点——弘治十五年(1502)
（ps:下图内容是这篇文章中对孝宗皇帝“连自己的棺材本都没攒够”的详细论述。）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郭厚安著《弘治皇帝大传》
目录
第一讲 充满忧患的青少年时代
第一节 坎坷的幼年
第二节 在国势日趋衰颓中成长
第二讲 初登皇帝宝座
第一节 谨慎地迈出第一步
第二节 竟诚报答母后的恩德
第三讲 改善专制集权统治
第一节 吏治的相对澄清
第二节 巩固并发展权力结构的双轨制
第三节《问刑条列》的修订
第四讲 复苏经济安定民生
第一节 严峻的社会现实
第二节 加强赋税的征收管理
第三节 复苏社会经济
第五讲 边防隐忧与军政废弛
第一节 弘治时期北方边防的态势
第二节 弘治时期的消极防御
第三节 军政的腐败
第六讲 弘治时期的三大社会毒瘤
――宗室、外戚和宦官
第一节 吸吮民脂民膏的宗室
第二节 追逐声色货利的外戚
第三节 恣意贪残害民的宦官
第七讲 太平掩盖着忧患
第一节 日渐荒怠的“太平天子”
第二节 充满隐忧的弘治朝
第三节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附录 弘治皇帝大事年表
下面随便上一点对宪宗的评价。
总体上好评居多，也会提及晚年弊政。虽有不尽实之处，但大体上还是比较客观的。
本来宪宗整体风评就不错，说他几句好话又算得上什么“翻案”呢？
《明史》对宪宗评价偏向正面无疑，也说到弊政，整体还比较客观。不过也有点双标，在宪宗这万贵妃被拉出来说，到孝宗的论赞却对张家作恶只字不提……
看到了吧，人家谈迁说的是“成弘之治”，而非“弘治中兴”。
“兵革不试”略不符实，但是作者对宪宗的肯定态度是很明确的。
咳，一水以夸赞为主的评价后，也来看个以批评为主的评价，出自查继佐的《罪惟录》。
这位把负面内容大书特书，天灾多啊、万贵妃啊、西厂啊、传奉官啊，全都说了，描述也相当吓人。可最后却找补说宪宗赈灾免税，所以才“内外寡大敌”、“幸称小康”。
原来只是赈灾免税就可以做到“内外寡大敌”、“幸称小康”啊……
补充内容的最后，上一张论述“弘治中兴”是否成立的论文截图。
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有观点分歧本是常事。若是空口胡诌，抨击一下“哗众取宠”也是应当。问题是持相反立场一方明明有论据和论证，却还因为观点不同就随随便便给别人扣“双标狗”、“奇葩”、“哗众取宠”、“读地摊文不看史书”的帽子，这样的做法就实在不可取了。
毕竟按一些人的标准，夸夸宪宗整体政绩不错，说说孝宗晚年弊政和不良影响就算是黑。
那这篇答案里所提及的许多夸宪宗、提及孝宗弊政的学者大概就都是所谓“哗众取宠”之徒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