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就是扯一些唯心主义的犊子，因为现实不敢讲不能讲，一讲全是关系户。你今天骂小县城公务员不作为，明天就有一只京城的手撸掉你的官，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种情况下谁会多事？陈寅恪说魏国和西晋是清谈前期，扯其犊子来还有点讲政治的影子，代表人物就是竹林七贤。但这也不过是时代的阵痛罢了。竹林七贤除了嵇康阮籍外，都进入体制内和其他人同流合污。其中阮籍也乖乖当了官，只能靠青白眼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一心一意绝世独立的嵇康因为得罪人而被杀，成了时代的祭品。
而我大汉朝的清议正好相反，天天逮着人骂。经典的就是月旦评，一帮文人聚一起说这人行那最人不行。然而他们不仅屁事没有，评论内容还成为朝廷录用官员的重要参考。
为什么二者有这么大差异呢？因为汉朝察举，如果发现所举非人，比如被察举对象工作出了问题，比如发现他们以权谋私，那他们的推荐人也要被追究连带责任。因为这个政治风险的存在，察举者比谁都害怕自己举出一个王八蛋来，所以他们对清议非常关注，好更加了解士子品行，免得自己被坑。魏晋九品正好相反，中正官和察举对象没有任何连带责任，新进官员再怎么胡作非为推荐人也鸟事没有。因此汉朝就是再腐败也能保证一点品德能力，魏晋却全是裙带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