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回答是根据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一书讨论西晋政治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基础狭隘，而且情况还越来越严重，终于在八王之乱以某种形式彻底爆发。所谓政治基础本质上就是权利统治内的政治成员数量，狭隘就代表参与进利益分配的政治成员数量少，政权统治对强权威慑的依赖越重。在读过《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之后，我先前对八王之乱的看法完全被这本书推翻，这篇回答就尝试引用书里的一些理论更深层地剖析下八王之乱以及西晋政治的症结。
福原启郎在《司马炎》一书中分析西晋崩溃的原因，第一大关键在于私权侵犯公权。我个人认为这里比起公权和私权的概念，统治秩序和信服关系受到侵犯和空置的说法可能更为合适。因为在家国一体的封建社会中，对于皇帝来说公与私的界限实在难以界定，而且正如有句“皇帝的家事即是国事”的老话所说，公与私在某些时候甚至不是一种对立的状态。在《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一书中，作者提到强权统治和权利统治的概念。简单说，强权统治是政治的初始形态，即依靠强力（强权）威吓屈服他人。当强权实现了征服之后，往往需要进阶到下一阶段——即权力和利益的合理分配，这就需要制定法律使分赃的权益规范化，从而建立合法可持久的权利统治。
仇鹿鸣论述西晋的建国历程“作为这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曹爽的前车之鉴，对于司马氏家族而言显得格外深刻，这也使司马氏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这些功臣贵戚及其子弟在曹魏政治中所具有的盘根错节、不可低估的政治潜力。因此，拉拢而不是打击曹魏贵戚子弟成为了司马氏的既定政策”，所以“曾经党于曹爽的‘政治污点’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在西晋政权中的地位……将他们从曹爽党羽转化为西晋元勋”。当然，司马氏在执政过程中，始终掌握着强权，对于不服从的人也会果断去消灭。不过我们还是能从史书中直观地感受到司马氏在创业时，并不像曹操创业那样去充分发挥自己强大的武力优势去消灭异己。在面对政治矛盾时，比起曹操那样霸道直接地消灭对手，司马氏在打击之余还多了几分妥协。因此像汉、魏以征伐立国的政权能够做到把以前的矛盾翻篇，内部产生的矛盾往往是新的矛盾；但在西晋，妥协没有让先前的矛盾彻底消失的同时，王朝又将面临新的内部矛盾，在多重矛盾下，显露出政治疲态。泰始年间，尽管曹魏已经灭亡，但在宗室有着卓然地位的司马孚，其态度对司马炎格外碍眼，以至于表面优崇内里排挤。还有与曹魏有着不小渊源的任恺、庾纯、和峤等前朝旧臣居然在朝堂上能和贾充、荀勖等功勋搞起党争。究其根本原因，回到对制度化权力的讨论：
权利统治下的制度化权力是由超乎个人、面向所有阶层的公正原则的法律（以更接近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来说或许“秩序”这个词更加贴切）设计和制约，然后所有的政治成员在法律规范下自愿或被迫结成“契约关系”（在中国古代这种关系或许是信服关系）遵守道德和纪律。以武力征伐建国的政权，因为其暴力的特性会对不服从的势力进行完全消灭，所以在剩下留存下来的人中会更容易找到大众一致可接受的公正秩序来结成信服关系。而像西晋这样在建国过程中有许多妥协的政权，因为其妥协本身就带有一些特殊权益的照顾，加上妥协的对象数量多又杂，所以在制定法律时，法律的公正性要比武力建国的政权更容易受到挑战，信服关系也要更加脆弱。
这段记载代表着西晋政治生态的典型。贾充和任恺原先还对司马炎的权势有所恐惧，所以不敢太放肆，但当体会到司马炎对朋党的事知道并且不责怪之后，两党之间的怨恨就更深了，双方之间还发展出了很多骚操作。我个人认为西晋还是处在一个强权统治到权利统治的过渡阶段，政治成员之间的信服关系并不是广为认可接受的。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政治家站出来发挥自己的功能去解决矛盾，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可惜的是司马炎作为站在西晋政治最顶端的人，并不是一个有清醒认识的人。仇鹿鸣认为西晋政治从咸宁二年（公元277年）开始到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完成了转型，司马炎摆脱了功臣和宗室的掣肘，实现独断专行。能够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在于司马炎完成了伐吴，大大提升了自己的权威，但司马炎不仅没有趁着这个大好时机去树立新的统治秩序，没有与政治成员结成稳固的信服关系，还对仅剩的秩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
反过来说，如果新精英阶层中的某个成员无视法律（秩序），涉入与某一些非精英成员对他有利的契约关系（信服关系），而这种契约关系（信服关系）对其他精英成员不利，那么精英成员们自然也会想方设法维护法律（秩序）。司马炎对于统治秩序的破坏最严重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外放司马攸和纵容杨骏专权的事。实际上，这两件事也可以当作是连贯的一件事，即司马攸的外放其实就是为杨骏让出其扮演的政治角色——太子的佐相，并且司马炎对杨骏赋予的权力要比司马攸大很多。在对司马攸和杨骏的任命处理上，司马炎不顾满朝的反对，运用自己的强权去强行破坏了众人期盼的统治秩序，进一步破坏了政治成员之间的信服关系，导致原本该向着权利统治发展的西晋政治反而退化到了较为低阶形态的强权统治。
独裁专制的危害就是对于强权单一的过度依赖，忽略建设能够缔造信服关系的统治秩序，导致政治和社会成员对于遵守秩序的自觉性不会高。司马炎作为受命于天的正统象征，他的声誉（名望）在皇权政治的建构下是很难崩塌的——至少群臣都不会去否认司马炎的权力正当性和合法性。但是作为臣子专权的杨骏，他的名望没有任何基础，反而因为破坏了群臣期盼的统治秩序变得声名狼藉，那么他的权力正当性和合法性是很难被大家认可的。良好的名望对于缔结信服关系起到不可忽略的帮助作用，但从史书中我们看到，当杨骏想要与当时的政界精英结成姻亲关系时，大多精英们都纷纷感到嫌弃和厌恶，所以杨骏在政治上尽管手握大权却始终处于孤立位置。太熙元年（290年），一直在身后罩着他的司马炎一死，杨骏也很快迎来了他的死期。
胡宝国先生在《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辨析两晋时寒门的含义：“原有的著姓大族只要未跻身于公侯、当涂者之列，就不能算作势族而只能称为寒门”。尽管西晋有张华、石鉴、刘寔等寒门位列公卿，但不可否认西晋的寒门在仕途上还是遭受极不公平的待遇。选举制度在政治中是阶级流动的最重要途径，西晋以九品中正制为主要选举制度却存在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极不公平的现象。当时的卫瓘和刘毅就提出废除九品中正制，希望能够恢复以乡论选举的古制（以察举制为主）。但其实无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中正制，施行起来最大的难点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有什么措施能保证社会舆论反映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或者有什么手段能让中正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个人。
九品中正制的本质是一种官方控制乡论的手段，从统治阶级的角度而言社会舆论有无法完全掌控的属性，相比之下中正是官方自己人，能更好地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因为乡论被操控着，社会上必然会少了很多不同的声音，缺乏有效监管的九品中正制就会催生出一种以官方主导制造的金字塔状的身份等级秩序（由上到下：一流士族、二流士族……寒门……），社会各方在官方的强制下都不得不服从这种等级秩序。东汉的寒门就算在政治上被世家大族压制，但在离开政治的社会上双方的身份差距还不会那么大；而在西晋，士族和寒门不仅在政治仕途上有云泥之别，在社会上的身份差距也很大，士族对寒门实现了全方位上的等级压制。
可怕的不是这种等级的压制，而是士族和寒门之间的阶级流动性被严重堵塞，导致西晋的很多中下层阶级没有被纳入到权利统治中，阶级之间矛盾越来越剧化。在八王之乱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赵王司马伦的狗头军师孙秀、齐王司马冏的心腹葛旟、鼓动河间王司马颙的李含等寒门积极参与进来，成为了具有野心的诸侯王们作乱的主要动力。这些寒门在一度掌握权势之后就陷入了享受站在等级秩序顶点上的喜悦癫狂中，“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张林等诸党皆登卿将，并列大封。其余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纪，至于奴卒斯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颜曰：「貂不足，狗尾续。」而以苟且之惠取悦人情，府库之储不充于赐，金银冶铸不给于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终矣”，“封葛旟为牟平公，路秀小黄公，卫毅阴平公，刘真安乡公，韩泰封丘公，号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经冏府，即考竟之。于是朝廷侧目，海内失望矣”，进而又迅速败亡。和寒门相反，像王戎劝司马冏交权还第、卢志劝司马颖不要兴兵，士族们更多是表现出遇事无所作为但求政局能够稳定。当然，并不能因此下论断说寒门是好乱的逆贼，而士族是和平至上的好人。在客观原因上，士族只要维持好现有秩序不变，他们始终是保持着人上人的地位，维持现状对他们怎么说都是有益的，而寒门争取自己的权益也不能说完全是错的。
虽然在八王之乱的过程里，寒门依附诸侯王企图翻身的行为贯穿终始，但这些寒门绝大多数不仅没有翻身成功，也没能给西晋原来的士族群体给予毁灭性的打击。这些士族群体还完整地让胜利者司马越继承，保持着政治和社会上原有的地位。我个人分析这里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因为士族的政治社会网络错综复杂，亲朋故旧遍布官场，就算不重用，只要安抚好就能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可以快速稳定局面。在八王之乱中对士族下杀手的诸侯王都失去了众望，得不到大家的共情，加速了自身败亡。二是因为寒门是以一种在诸侯王之间投机站队的方式参与进来，他们自身力量单薄，在结构复杂的诸侯王幕府里数量又不多，和其他诸侯王势力的寒门之间还存在竞争，无法做到团结。所以寒门不仅没有办法靠自己那点微弱的力量去建立能让大部分人接受的新的身份等级秩序，还要寻求士族们的认同来突破自己原本的阶级，结果就是反而更加巩固了那些幸存下来的士族地位。
唐长孺先生在《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一文中非常详细分析了西晋宗王担任地方都督掌握兵权是造成八王之乱的重要原因。张金龙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有研究》一书的第九章又非常详细地论述了禁卫军权在八王之乱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以两位先贤的论述为基础，将视角放在政治结构上的变化来叙述八王之乱过程。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外戚杨骏与皇后贾南风之间的矛盾爆发。虽然最开始只是皇后贾南风与太后杨芷的后宫主权之争，但在过程中，后宫的斗争扩大到了整个朝堂，贾南风借着群臣的手联合灭掉了外戚势力。在第一节中，我详细分析了司马炎-杨骏模式的统治结构的问题所在，杨骏的覆灭实际上标志着群臣对于司马炎后期政治安排的否定，所以在西晋整个政界精英中几乎找不到站杨骏队支持他的人。杨骏死后，先后短暂出现了东安公司马繇和汝南王司马亮主持朝政，二人的执政风格迥异，司马繇以杀伐立威，司马亮以滥赏安抚，均以失败告终。两个人的失败从直观上的原因在于权谋上的准备不足，以至于加上楚王司马玮的三个人被贾南风巧妙利用矛盾击破。但其实从事后以这三个人那么高的地位败亡都没有引发朝野的轰动和影响来看，表明司马繇和司马亮实际上都没有快速取得西晋政治成员的信服，他们的能力或者政治素养没有让他们快速收拾残局，所以众臣对他们失败的反应才显得那么木讷呆滞。
司马繇流放、司马亮冤死、司马玮被杀后，西晋政治反而迎来了九年左右的和平，但在和平的背后一直埋着皇后与太子矛盾的暗雷，最终在元康九年（公元299年）爆发又再次轰动了朝堂。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有两点，一是贾南风何以能够维持西晋政治九年的和平，二是贾南风和太子司马遹的矛盾为什么会有巨大影响。首先是关于贾南风的执政之所以能维持西晋政治九年左右和平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在贾充的经营下，平阳贾氏在政界拥有广阔的人际网络，太原郭氏、河东裴氏、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等在政界享有极高名望的家族都和贾家有直接或间接的姻亲关系，贾南风能够以自己为中心与这些家族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些家族再以他们出众的政界名望与下层缔结信服关系，对于构建权利统治有很大帮助；其二是贾南风时期，宗室、士族、寒门（包括亡国遗民）等不同阶级在政治上相处还算比较和谐，大体上各方处于平衡状态。不过贾南风时期的政治并非就是完全健康无恙的状态，除了与太子的矛盾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隐患存在。观察贾南风时期的尚书令，分别是司马晃、司马泰、司马肜，这三个宗室王在辈分上都是晋惠帝司马衷的叔祖，虽然资历和地位固然重，但都是年事已高、没剩多少精力的老头子，尚书令的宰相地位有慢慢被虚化的倾向，这是一种对制度化权力和秩序的改造，有一定的风险存在。同时，后党外戚享受的优越特权并不在整个西晋政治期望的统治秩序中，大多数人还是更希望能有公正的秩序保障普遍的政治群体，而不去偏袒特定的政治个体，这种不满尤其会在那些特权阶级做错事的时候更加强烈。这样我们就会更好理解贾南风与太子司马遹之间的矛盾爆发以及后续发展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仇鹿鸣敏锐地观察到司马遹在西晋政治上扮演的特殊角色：
继承权是统治秩序中关键的权益保障之一，尤其是皇权的继承会直接影响未来国家资源的分配，对局势发展的影响甚大。司马炎曾经在公开场合称司马遹能够“兴家”“似宣帝”助长了皇孙的政治声誉，早早地就与群臣达成了由司马遹来当下一代太子的默认协议。贾南风与太子的矛盾一直是元康政治中最不稳定的隐患，司马遹除了“皇爷爷钦定”的政治优势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是司马衷的独子，一旦废掉就没有其他人可以立。贾南风势力的过度膨胀以及对太子造成的杀母怨仇让他们无视不可抗因素，硬是废黜了司马遹的太子，破坏了元康政治的稳定，再一次像司马炎那样以强权压倒了统治秩序。贾南风与司马炎的不同在于，司马炎是皇权政治下最不容质疑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的本身，而贾南风只是寄宿在皇权的代理人。当司马炎犯了错，群臣只能杀杨骏宣泄情绪，但贾南风犯了错，群臣是完全可以废掉她的。所以在废杀司马遹之后，贾南风也很快迎来了反噬。
贾南风与司马遹相争，但斗争的胜利者是掌握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这个情况其实早在杀杨骏时楚王司马玮就预演过，只不过司马玮是被贾南风出卖，而司马伦本作为贾南风亲信反水背刺。在贾南风引发了众怒，破坏了权利统治的秩序后，司马伦机敏地钻进贾南风与群臣隔阂之间的空档，实施阴谋诡计，成功窃取了权力。无论以战争或政变的任何形式夺取权力后，所有当权者都需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对被推翻的人或势力进行污名化，否则政变就失去正当性和合法性；二是要能给出自己独占权力的合理依据，否则权力就应当经过“民主协商”重新分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初功臣集团消灭诸吕之后协议立代王刘恒为皇帝；三是稳住各阶层的情绪，做好利益分配，尽最大努力减少反对者。显而易见的是司马伦只做到了第一点，后两点都没有做好，他的政治声誉低下，本来就不足以服众，还杀死了张华、裴頠等名士，就更无法建立稳固的权利统治。不过由于司马伦掌控着京城所有的军事力量，在绝对的强权面前，朝廷中没有人能与之抗衡，围绕权力的纷争就此从朝堂发展到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司马伦的覆亡是由地方上的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三王联合举义造成，之后朝政由司马冏、司马颖、司马颙先后把持，中间虽然有长沙王司马乂偶然插入，但其实对形势发展上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从表面上看，司马冏、司马颖、司马颙也只是像司马伦一样做到了对政敌的污名化，没有做到建构占据权力的合法性以及没有做好利益分配。实际上，三王在政治上遇到的麻烦也确实很相似，但比起司马伦的情况还是要复杂很多。司马冏、颖、颙最大的缺陷在于他们在朝中都毫无政治根基，他们的政治班底都是从地方带过来的。原本权力斗争还只限在中央的时候，斗争结果再怎么样中央的资源（主要以官职和权力）都还足够中央内部分配，但是当地方的政治势力进入中央之后，资源就不再足够分配了。那么三王能否对朝堂来个大洗牌，以便分配呢？关键的考量在于三王举义开启了西晋地方勤王的先河，如果中央在进行大洗牌的过程中没有控制好局面，地方势力起兵进京的事情就会有概率再次发生。因此司马冏、颖、颙三个人为了局势的稳定往往都只会惩处元凶和核心从犯，不会去扩大连坐范围。在史书中我们能看到刘琨、顾荣、卢志等名士先后为多个当权者效力却都没有被处死，依旧被录用。
如果理解了三王面临的相似困境，那么就好明白司马冏、颖、颙三人先前明明都是享有令名的“贤王”，却在掌握大权之后风评急速下降。比起堕落，他们其实更多是无能为力，三王先后尝试不同的手段，但都没有成功，倒在了摆脱困境的道路上。首先是司马冏，他是第一个率兵入朝执政的人，所以危机意识不足，严重低估了周围的形势。司马冏任命自己的齐王府班底为朝廷的权力核心，忽略了与原来朝廷政治成员建立稳定的权利统治，又没有对地方的军事力量进行削弱，所以司马颖、司马颙就找借口起兵再次引发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虽然司马冏是死在司马乂发动的宫廷政变中，但这场斗争的胜负如何都阻止不了中央与矛盾即将迎来的战争。假设司马冏斗赢了司马乂，恐怕也很难战胜另外两个王的联合力量，何况司马冏是输给了实力远弱于自己的司马乂。至于长沙王司马乂，他的政治基础其实最弱，无论其个人才能多么出众，政治班底和嫡系力量薄弱的问题让他无法与司马颖、司马颙抗衡，注定是个悲剧角色。
司马颖和司马颙打败了司马乂后，八王之乱也逐渐走向了尾声。统治的最基本要素在于强权，而拥有台面上最强军事实力的司马颖、司马颙的结合本应该成为西晋政治的支柱，但二王最后都输给了军事力量从“零”崛起的东海王司马越。司马颖和司马颙到底没有做好哪些，司马越又有什么样宝贵的特质，我们在三人的斗争中去比较和分析中能看到八王之乱根本矛盾的正确解决方式。
东海王司马越，字元超，父亲是高密文献王司马泰，家中还有三个弟弟，分别是司马腾、略、模。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篡位称帝，司马泰封陇西王，司马越作为长子成为了陇西王世子，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司马越封东海王。
从司马越的经历来看，直到他在八王之乱后期逃到徐州起兵前，司马越一直在朝中担任要职，而且享有非常高的政治声誉。在朝中有很深的政治根基和很高的政治名望，这两点正是司马冏、司马乂、司马颖、司马颙四王不具备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司马越能够非常迅速地将众多士族拉拢到自己阵营中的原因。我们能看到司马越的阵容几乎就是原先就在朝廷任职的原班人马，看不到明显地域或阶级色彩，包容性非常大。那么既然原来朝廷的阵容就能取得胜利，司马越为什么迟迟等到永兴二年（公元305年）才出手呢？因为司马越之前很长时间都没有掌握兵权，荡阴之战时得到了军方的支持，但实力还不足以和司马颖较量。等到地方势力相互之间消耗到一定程度了，才到了司马越该出手的时机了。
司马颖在打败司马乂之后，采取的执政手段是在邺城遥控洛阳朝廷的方式，而且司马颖鉴于司马冏、司马乂的失败是地方势力不归附，所以分派亲信到地方取代权力。司马颖的设计看似还不错，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破绽太多，很快就被骨感的现实打了脸。首先是司马颖既然是在外地遥控虚弱的朝廷，肯定要在朝中安排亲信担任重要职位，监视群臣的动向，但显然司马颖派去的亲信在朝中的监视效果是完全没起到作用。中央朝廷作为国家政治的核心，汇聚了最高贵的政治精英，但权益都流向了其他地方，必然会引发这些政治精英们的不满。永兴元年（304年），朝中以司马越为首的公卿和禁卫军将领们联合一起向司马颖宣战。虽然朝廷的军队实力完全不如司马颖的军队，在荡阴遭遇了大败，但司马颖也因为以臣逆君，丧失了政治名望。其次是司马颖在对地方势力的收权行动中应当采取适当的安抚，但司马颖只顾强行收权，结果迎来了幽州都督王浚联合鲜卑的反击，最后连邺城都被击破，彻底损失了一切政治资本。尽管王浚躲过司马颖手下刺杀的事情带有非常大的偶然性，但王浚早就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两个鲜卑部落首领结好关系，无论王浚死没死成，鲜卑与司马颖的开战是必然的。
司马颖被鲜卑击败后，司马颙就果断放弃了这个一无所有的盟友，将晋惠帝接到了长安，由自己亲自挟持。因为关中地区从东汉开始一直受到民族矛盾的冲击，经济发展受阻，生产比关东地区落后，所以司马颙的军事实力一直是弱于司马颖和司马冏的。而且司马颙手中的惠帝在经历荡阴之败的以臣逆君后也变得威信扫地，单靠司马颙自己的政治声誉也不足以振兴长安朝廷的威望。在这样的局势下，司马越就捕捉到了起兵的时机，拒绝了司马颙的招抚，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政治根基和政治名望把原来朝廷的人马都拉拢到自己身边。地方势力看到司马越集团的起势后也渐渐站队司马越，军事实力一直得到增强。最终，在司马越的强势进军下，司马颙放弃抵抗，八王之乱就此结束。不过八王之乱给西晋人民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又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激起了各地百姓的起义，最终这些起义势力联合灭掉了西晋。
纵观八王之乱整个过程，我们发现从朝廷引发的斗争最后还是由朝廷的力量完成了解决，中间的过程给人一种多此一举的感觉，这也是很多人觉得八王之乱是一群菜鸡在互啄的原因——总是有无能的人跳出来不断把事件闹大。尽管八王之乱带给人很多思考去假设可能，不过在仔细阅读史书，透过表象摸索本质后，还是能从事态的发展中找到因果逻辑线，明白这些没必要的过程其实是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尽管会有蒙蔽于胜者叙述的风险。在这些历史的必然性中，我们发现很多事情超过了个人才能所能影响的限度，就连绝对力量也不能完全解决，政治就是这么讲究机遇和很多稀缺的特质，所以众多角逐者中只有少数的胜利者。八王之乱中所有人都是缺少要素去解决局面，有名望的没有足够权力，有权力的没有足够名望，但大多人都对自己或者形势的认识没有到位，只有司马越清醒地观察形势等到了自己的发力期，最终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