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在课本里一向划重点，但是这大概并不意味着学完后就能对他足够了解。中学历史教科书注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骨架，较少阐述人事和群体意识的复杂。对英雄史观的矫枉，也难免引导人低估关键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此外，对战争、廷议、司法等博弈过程的轻视，也难免让受众产生撑开“先进/落后生产力”的大旗，就能预言“历史必然性”的错觉。
作为成年人，或许可以试着与那种凡事都要憋结论的应试史观告别了。
长文预警——《中学课本里没讲的“王安石变法”》
分6个章节论述：
1、变法失败了吗？
在教科书的结论中，变法最终失败。王安石罢相（1076年）后，宋神宗尽管依然坚持新法，但举步维艰，直到38岁去世。8岁的宋哲宗继位（1085年）后，高太后支持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
但教科书一没有讲，8年后哲宗亲政，重新任用新党章惇为相（1093年），逐步恢复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青苗法。
二没有讲，王安石的社会影响从来不限于其相位。
王安石有两个最重要的身份，一是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二是政治家，约20年地方官，18年京官朝官履历。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流畅、精确、逻辑清晰的表达能力，不足以厘清利弊，获取共识——而某种程度上，政治是团结与斗争的学问，是掌握进退分寸的艺术。
没有丰富的实践，尤其是涵盖基层到中央的博弈经验，就不可能写出让多个群体，乃至跨阶层共鸣的奏章、答谏书。
在两者基础上，王安石还有第三个重要身份，思想家。王安石开创荆公新学，撰修《三经新义》，在儒学框架下丰富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
朱熹、程颐、王阳明等儒家经学大师，从未进入权力中枢，而王安石当了多年宰相。因此，他可以用立法手段，废除科举的明经科，增加法科；可以整顿太学，直接提拔成绩优异的太学生；还可以提举经义局，掌握儒家经典的解释权。
一个思想家，社会影响力可能有大有小，有身前有身后，但当他兼任公务员考试命题人时，天下年轻士人大概只有趋之若鹜了。
2、变法四十年后
王安石的新学是熙宁变法的理论依据，他用《周礼》“理财居其半”为青苗法辩护，又声称“免役之法，出于《周官》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
即使王安石罢相、去世后，这一套“新学”依然是官学——直到四十余年后北宋灭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不提“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灭亡”，是一种今人视角的科学，但我们有必要了解古人的主流看法——南宋、元、明、清，七八百年的时间里，“王安石变法”大抵是祸国殃民的代名词。
直到晚清，严复、梁启超才重新开始评价这场变法，梁启超甚至称王安石是“三代以下唯一完人”。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了推行保甲制，搬出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作为历史根据，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柯昌颐《王安石评传》，将变法拔高，王安石的形象也随之愈加正面。
共和国时期，有邓广铭、漆侠等学者持续专注研究王安石，对变法的考辩越来越全面。
古人常将王安石变法和孝文帝改革相提并论，视为取乱之道。北魏衰败的直接原因是六镇兵变，六镇兵变是因为迁都洛阳后对留守鲜卑人的利益分配不均，所以北魏衰亡与改革的确存在关联性，然而北宋亡于靖康之变——靖康之变的直接原因，是蠢。
不同于唐末中央已受制藩镇和宦官多年，明末面临小冰期和财政崩溃，清末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北宋的倏忽而亡是一系列愚蠢决策的结果。前脚弹冠相庆收复（实为从金人手中收买）燕云七州（1123年），后脚金人即兵临汴梁城下（1125年）。
宋徽宗先是匆忙退位当太上皇，然后一听金人渡河，立刻和蔡京、童贯等人弃东京南逃。
钦宗继位时哭哭啼啼，上台后迅速猜忌并限制父亲徽宗及其旧臣行动，直接导致后来宗室被一网打尽。
宋廷内部主战派、投降派一直互相攻讦，钦宗无法主持局面，李纲、种师道时而被启用时而被罢免，中枢朝令夕改，将士无所适从。
金军第一次围城被迫退后，宋廷继续进退失据，既不追击，也不准备防御，各地前来勤王的近30万军队多被遣散，以至于金军卷土重来二次围城时，城内守军只有7万。
尽管如此，最终坚城开封被破的原因，不是7万人拼光或军民弹尽粮绝，而是钦宗君臣将外城守军撤下，好让神棍郭京施展“六甲神兵”大法。
靖康之变这场活闹剧，实在是提醒世人：不能因为承平日久，便认为骄奢淫逸无伤大雅。关键位置上几个人的腐朽和无能，完全可能葬送国家。
后人将酿成靖康之变的原因推到40年前的王安石变法上，当然不公允，不理性。但在感性上，却准确迎合人类惯有的思维盲区——
对靖康之变负有直接责任的徽宗、蔡京君臣，是高举王安石路线大旗的。他们甚至在政和三年（1113年）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其后代中男性赐官，女性封孺人。
给死去27年的王安石封王，自然是一种东风要压倒西风的表态。
红旗既正，小人未尝不能招摇。中学历史课本里隐去此事，只字不提，也就起不到刺激年轻学生认识历史多面性，做深度思辨，提升逻辑素养的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3、王安石和他的伙伴
除了变法给国库留下5000万缗结余，让宋徽宗有资本挥霍外，王安石当然不用对宋徽宗的昏庸无能负责；王安石的新法也不是徽宗一朝搞花石纲、制定联金灭辽战略的依据。
但围绕新法旧法的廷议与人事斗争，的确留下了一些遗产，其中最让国家消化不良的首推党争。
所谓“新党”和“旧党”，与现代政党政治区别很大。“朋党”是贬义词，党人自己也未必承认结党。作为一种他人贴的标签，归纳自然也不尽准确：投机者有之（如蔡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看待者有之（如曾布、吕公著、苏轼），在党争中能做到立场超然者有之（如韩绛），年轻时搞改革年纪大了反改革的有之（如富弼、韩琦）。
如果缺乏有效的规章程序来制约竞争手段，缺乏足够有威望的个人或组织来维系共识，政见分歧就可能陷入党争：
具体政策的争议，变成路线争论；路线争论，又变成人事与权位斗争；而为了排除异己，开始不择手段，构陷迫害；为了搞垮政敌，甚至不惜以军国大事为筹码。
以对方之是为非，以对方之非为是，党争的双方实际上都渐渐迷失了自我，甚至就变得跟传销很相似——最初的分歧点已经没人真正在乎。
党争的危害不亚于土地兼并、资本垄断。所以，即使今天的文明社会拥有更完备的制度，各国政坛往往也会有一些不成文的政治规矩。
真理并非总是越辩越明，没有程序标准，没有边界的争辩，只会撕裂共识，让理性闭嘴，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被扣上“理中客”帽子，于是核心政客越来越猾，而外围士人越来越蠢——这个规律，哪一门教科书都没教，实际上却是每一个公民都应当具备的常识。
总结了党争的规律，意识到它有一个升级过程，回到北宋的最后六十年，我们才能发现：“反对变法”，与“反对具体新法，反对具体的人”，原本区别不小。
司马光、高太后，笃信“祖宗之法不可变”，安于宋朝冗官冗兵的现状，反对一切形式的变法；王安国、苏轼赞同政治改革，但反对变法二把手吕惠卿的具体作为。
最典型的是“旧党”苏轼，吕惠卿变法他反对，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他也反对，于是被新旧两党排挤。
教科书里讲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一是从阶级角度，新法触动大地主大官僚利益；二是“用人不当，操之过急”，即“好心办坏事”。
课本着重讲了第一点，对第二点讲得不求甚解，而实际上纵观历史，哪次变革不触动保守势力激烈反弹？对今人真正有借鉴意义的就是第二点。
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包括吕惠卿、曾布、章惇、蔡确、蔡卞、蔡京等，其中有多人在哲宗、徽宗朝拜相，又大部分进了《宋史》的《奸臣传》。《宋史》是元朝宰相脱脱总编，多依南宋高宗时期重新编订的史料，自然不尽公允，但纵观新党人的作为，负面评价也非空穴来风。
吕惠卿曾待王安石恭敬如子，时人一度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渊。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吕惠卿在参知政事（副宰相）位置上与反新法的司马光斗争，继续推动变法。
品尝到权力滋味后，吕惠卿开始以各种手段阻碍王安石回朝，甚至拿出当初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信，到神宗面前挑“无使上知”之类字眼，挑拨构陷。
王安石恢复相位后，不同意神宗贬绌吕惠卿，神宗无奈，将吕惠卿的进言原封不动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深受震动，以至于晚年退居江宁后依然不能释怀，经常手书“福建子”泄恨。吕惠卿此后在地方辗转，有政绩，但无人敢用，至死没能回中央任职。
【吕惠卿于元丰八年（1085）在山西晋祠题词留款，今人得见其书法。这一年宋神宗去世。次年王安石去世】
章惇在司马光上台尽罢新法时，当着高太后的面叫嚣“他日安能奉陪吃剑”，要跟司马光决斗，于是被贬汝州。
哲宗亲政后，章惇重回中枢，独相7年，基本恢复王安石的熙宁新法。
章惇行事雷厉风行，他有魄力下令解除所有非治科、进士、上舍生而入官者的职务，同时自己也能以身作则，不利用宰相权利赠送官爵给自己的亲信。
但雷厉风行的另一方面是咄咄逼人。
章惇要求对已死的司马光等旧党挖坟掘墓，要求追废宣仁太后（即神宗时期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又借巫蛊构陷罪名，废宣仁太后所立的孟皇后。孟皇后身边宫女多被拷打，甚至有人惨遭拔舌之刑。
哲宗死后，章惇提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坚决不同意赵佶当皇帝，后被曾布喝止。徽宗赵佶即位后，章惇政治生命旋即结束。
蔡京是王安石当政期间的新法干将，与弟弟蔡卞（王安石女婿）同受王安石器重；司马光当政后，不切实际地要求5天内废除募役法，恢复旧法差役法，群臣当中只有知开封府事的蔡京做到，遂受司马光盛赞拔擢，一直升官到直龙图阁学士；章惇拜相后，蔡京又依附章惇，再次成为新法前驱。
蔡京在徽宗朝四起四落，终于位极人臣。徽宗在国家事务上无分寸，聚敛扰民只为满足私欲，蔡京当犬马前驱，变本加厉，民间名声极差。
新旧党争产生的第一个迫害冤案，是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但王安石谏言神宗，力保已被定罪的苏轼的性命。而在王安石、司马光两大有知交的领袖去世后，党争基本失控，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车盖亭诗案”流放新党蔡确到岭南至死。到了蔡京，则在手段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蔡京伙同宋徽宗、童贯一起立“元祐党籍碑”，将官员309人列入，昭示全国。碑上有名者，还在世的流放或囚禁，去世的子孙世代不得任用。而这个名单中不仅有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旧党”，还有章惇、曾布等新法功臣，可见蔡京的“党争”早已不是路线之争，而是排除异己的迫害工具。
今日颇有不少地摊历史爱好者，盛赞蔡京的盐茶改革、救济制度和突出执行力，号称要为蔡京翻案，而从《宋史·列传第二百三十一·奸臣二》中记载蔡京为政一迹，或能一窥其“执行力”的秘诀：
宋朝新辟黔中建州，辰溪徭反叛，杀了溆浦县令，蔡京悬重赏，招募能杀辰溪徭的人，规定杀首领一人，赐绢三百匹，拜官班行，且不必追究原委。荆南守马珹说：“有生徭，有省地徭，现在不知叛乱的是哪一族，如果按杀人多少行赏，恐怕会有冤死和滥赏的事。”蔡京免马珹官，命舒亶代替以剿灭群徭。
蔡京惯于眉毛胡子一把抓，为了党同伐异，做姿态比办妥善更重要，至于杀良冒功，有多少家庭破碎，给上下级积了多少怨，给国家埋下多少雷，就哪管它洪水滔天了——这已经连“实用主义”都不算，而无异于一剂鸦片。
时间一久，同僚皆知蔡京无信无义，徽宗也知蔡京拉仇恨，正好用来干脏活。蔡京有党无朋，还要时刻提防徽宗并不高明但简单粗暴的拉拢打压平衡，惟倚有边功的宦官童贯巩固权位。蔡京与蔡卞兄弟反目，与蔡攸父子成仇，互相倾轧，表面权倾一时，实则里外不受待见。
更重要的是，以这种作风推新法，自然是操之过急，强行摊派——而既有害民之实而不细察，又怎么可能团结大多数忠直之士？怎么可能不给王安石的变法树敌，增加阻力？
熙宁君臣，元丰党人，这些群像共同组成了“王安石路线派”。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品德，在时人眼中都与新法相联。不了解北宋制度结构，就不知道变法从哪里来；只知制度条文而不细辨新党群像，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变法会到那里去。
4、新旧党人的隐藏属性？
以骨干人物论，旧党如高太后、司马光的个人私德，大抵上高于王安石之外的新党官员，但不少旧党人家族的行迹，与新党人相比，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教科书将此归纳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
实际上，一些更显著的巧合，教科书却没提。
变法阵营中：王安石，江西临川人；吕惠卿，福建南安人；蔡确，福建泉州人；章惇，福建蒲城人；曾布，江西南丰人；蔡卞、蔡京，福建仙游人。
反新法阵营中：司马光，山西（时称陕州）夏县人；高太后，安徽亳州人；韩琦，河南（时称相州）安阳人；富弼，河南洛阳人；文彦博，山西介休人；吕公著，安徽寿县人；范纯仁，河南商丘人；苏轼，四川眉州人。
到底是因为北宋科举考试，福建人中进士比例太高，还是因为福建的经济形态，大地主官僚保守势力没那么强大，“无根脚”才敢跟着王相公干革命？又或者只是纯粹的巧合？
因精力所限，我没有详细调查，当然这个巧合也被司马光耿耿于怀，以至于大开“闽人狡险，楚人轻易”地图炮。
除了籍贯，还有年龄。
以王安石上任参知政事，开始着手变法的熙宁二年（1069年）为准，这一年，吕惠卿37岁，蔡确32岁，章惇34岁，曾布33岁，蔡卞21岁，蔡京22岁。变法主持者王安石48岁，最大的支持力量宋神宗赵顼21岁。
反新法阵营中，司马光50岁，高太后37岁，韩琦61岁，富弼65岁，文彦博63岁，吕公著51岁，范纯仁42岁，苏轼32岁。
对于个人，年龄是逃不过去的法则。对于历史呢？
我第一次意识到年龄对历史的影响，是一位清华历史系的友人曾向我提起，她阅读近现代史料，对红军刚抵达延安时的一些生活管理措施啼笑皆非，后来在给自己爷爷庆贺生日时，才意识到，他当红军干部时还不到二十岁。
韩琦和富弼在朝堂与新党们越辩越上头时，不知是否会想起庆历三年（1043年）的秋天，30来岁的自己也曾踌躇满志，跟着54岁的范仲淹搞改革。
自己年轻时撞的一头包，又跟正对面的年轻气盛、逻辑雄辩有什么异同呢？
5、熙河开边和宋越熙宁战争
王安石为人以文才、品德著称，处世则以邋遢、执拗闻名。他的妻子吴琼曾说，王安石吃饭只吃最靠近自己的一道菜，因他只想赶快吃完饭去读书跟办公，从没注意吃了什么下肚。
这则轶事倒是与小学自读课本上的大科学家煮怀表事迹颇为相似。区别在于，牛顿煮怀表颇难考证，王安石不拘小节、脱离低级趣味的事迹，倒是常见于政敌记载（如《邵氏闻见录》）。
中国人的精神境界，既有“出世”的淡泊，也有“入世”的通达。《红楼梦》里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即是最受追捧的注解。
人情练达是一种沟通境界，是明确目标，弥合分歧，设立底线，平衡利益的技能。将之简单概括为“世故”乃至“厚黑”，那么今天很多尚有职业荣誉感的党员干部，大概心里要默默不同意。
王安石的识人眼光，大抵上不如司马光。但把他的执拗理解为不懂人情世故，恐怕是低估了他。内政改革总归要动身边人的蛋糕，而对外战争虽然有风险，但未尝不能打开国内局面，获得更大的合理性自证。这是一种比同僚间迎来送往更高维度的世事洞明。
熙河开边，就是王安石的一次顺水推舟。
熙河开边的倡议者、谋划者、执行者王韶倒也不负众望，从熙宁元年（1068年）开始持续对吐蕃、青唐羌、西夏用兵，取得多次战役级别胜利。到王安石罢相为止，宋廷已于河湟开地两千余里，斩获不顺番部19万9000余人，招抚30余万帐，达到了“欲攻西夏，必先收复河、湟二州”的战略目标，改变了仁宗朝以来对西夏的被动挨打局面。
王安石在中枢顶住巨大的开支靡费，在战争出现一时挫折时，全力为王韶反击来自旧党和谏官的抨击。王韶也投桃报李，上书请求在新开地行市易法，到熙宁八年（1075年），新开土地市易司已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其成果对变法事业是一次有力支持。
然而战争作为一种博弈，结果并非总是可以推演。
交趾（即越南李朝）对北宋称臣纳贡，但时有边境摩擦。宋真宗年间，因北宋钦州包庇逃犯，交趾还曾直接引兵犯境。因当时忙于辽事，后来又纠缠于西夏边事，宋廷在南境一直采取忍让态度。
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强力支持下，主张对交趾用兵的强硬派沈起出知桂州。沈起和继任的刘彝依保甲法点集土丁，断绝边境贸易。交趾举国上下不安，其元老宦官、将领李常杰主张先发制人。
北宋与交趾的战争最终在熙宁八年（1075年）打响。关于战争的具体开端，经过，乃至胜负，至今中越不同学者均有不同研究意见。但宋朝打了一场划不来的仗，这是没有异议的。
在讲晚清洋务运动时，教科书得出结论，“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而实际上“炮弹填沙子”“炮管晾衣服”之类的传言早已被澄清，甲午海战的过程具有一定偶然性。此外，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等洋务运动主持者的地位几乎未受影响。
到了讲王安石变法时，教科书却提都不提宋与交趾战争了——而实际上这场战争直接导致王安石被激烈弹劾，进而正式罢相，再不复出。
向来专注骨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此时不提军国大事，却提王安石因爱子王雱去世，悲痛欲绝，这大概是故意照字面意义读王安石的奏章。但在客观上，无疑制造出让学生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片面。
任何时候，用兵都是国家大事。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是中学思想政治课、大学国防教育课会反复灌输的一句话，但课本从来不提：战争的结果会更深刻地影响政治。
不仅宰相受这个规律制约，就连皇帝也是如此。宋神宗的变法拓边壮志，即使在王安石罢相后也不曾改变，直到元丰五年（1082年）永乐城之战，宋军被西夏击败，死3万（《西夏用兵》言宋军连士卒役夫死20万，《邵氏闻见录》言“涂炭百万”）。宋神宗半夜接到报告，起身环榻行，彻旦不寐，早朝时控制不住情绪，当众痛哭，自此一蹶不振。
做历史学术，最忌讳的是关键材料不全就下结论。熙宁年的战争对变法影响大不大，有多大，都可以讨论，但作为教科书却只字不提，这不是一个传授知识的态度，大概是为应试答题而扭曲。殊不知基于片面的自信笃定，有时却比不知道更可怕。
6、大人王安石
关于王安石的人情练达，还有多种说法，但哪些是支持者的溢美，哪些是反对者的苛责，需要一一考辩。最重要的是，在王安石超常的意志和品格下，人情世故倒可以退而居其次了——
在官场上，有几个人会因为政治信念，而选择与推荐、提拔自己的师友站到对立面呢？王安石会，而且他面对的是名满天下，对自己颇有知遇之恩的曾巩、韩维、欧阳修、文彦博。
更难得的是，王安石与旧党的斗争再激烈，也从未罗织罪名以阴谋害人。“小王安石”章惇就做不到，到最后的“接班人”蔡京，就已经变成搞人身迫害的行家里手了。
王安石当然是坚持理想的人，但离庸人常挂在嘴边，作为靶子的“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恐怕相去甚远。脸谱化王安石的人，恐怕连中学教科书都没读过吧。
王安石知道自己必须要反对哪些人——
只要一天不实现共产主义，就一天存在既得利益和未得利益，这与品德无关。既得利益者随着年龄渐长，往往也要照顾到更多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因此总是率先亦步亦趋。此时能团结他们的，必然是能够协调利益，平衡各方诉求的人情练达。
然而北宋的冗官冗兵，尾大不掉局面，已经不是请客吃饭、温良恭俭让就能协调好的了，非捉刀斩乱麻不行。
王安石知道自己必须要团结哪些人——
王安石作为义理宗师，能明确“什么样的事业是正确的”；作为中枢大员，有权提拔官位上进——没有什么比这两条更能号召一群（想把世界改造得更好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了。
但年轻人受过的人性和欲望考验少。真正的伟大人格，却往往要“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
我不清楚王安石是否达到了“伟大人格”境界，但他自己肯定超出了“既得利益”和“未得利益”的范畴，到老不改初心。“在朝不蓄势，在野不蓄钱，公真圣人也”，这句话是对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也依然是那个时代的非主流。
说这句话的是和王安石反目后的吕惠卿，不过王安石到晚年也没原谅他。元丰初年，吕惠卿“除母丧，过金陵，以启与安石求和”，王安石回信说：“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不如相忘”。
另一个后辈，“旧党”苏轼，被贬斥后也曾绕道金陵拜访王安石。王安石亲往迎接，留苏轼住了二十多天。回看二人此间留下的书信诗词，会发现苏轼竟打算在金陵置田买地，好与王安石为邻隐居。只是苏轼不久受召还朝，王安石不久病逝，历史少了一桩美谈。
一个人半生浮沉，纵使一时看走眼，到老大概也具备了足够嗅觉。所以对徽宗、蔡京而言，死掉的王安石是最好的王安石，否则旗帜不肯跟着扛旗杆的一起摇摆，那该是多么尴尬。
结语：
亲戚家孩子跟我说，《水调歌头》好长，能不背吗？苏东坡是反对进步的守旧派啊。
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中学同桌感慨：“我本来以为司马光是好人——小学就学司马光砸缸啊！没想到他是个坏怂，而且还是坏怂里的Boss！”
他后来去了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现在快升正营级干部了。不知他现在想明白这个问题没有。
中学历史教育试图打破戏曲脸谱式的史观，但效果至今不理想，甚至制造出另一种片面。
古人把制度问题道德化，常将分歧归于君子小人之辨，而随着生产关系的社会模型越来越复杂，终于要陷于无解。
今人把道德问题制度化，竟开始不辨忠奸信义，有的大谈特谈“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有的迷信拿来的“先进制度”一定能制住小人。
我有感而发，于是今天在这里向诸君再叙王相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