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东土客械斗的起因，其实你看一眼地图，就一目了然。
先来的广府土民把最精华、最适合农耕的珠三角洲平原全给占了，次一点的地也被福佬占了，后至的客家人只能窝在深山老林中以种山烧炭等苦力活为生，想要改善生活，唯有下山一途。但是当时广州的户口，哪里是这么好拿的。
客家民系诞生于闽粤赣交界的山区，北方移民南迁后，在相对封闭的山区环境中最终形成了客家方言，这个过程在明代中后期以前已经完成。
动乱年代的频繁迁徙让客家整体带有军事化的趋势。对晚清团练与民间武装深有研究的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曾指出，武装的拜上帝会(以客家为主体)和其他军事集团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客家人是整村整村地军事化的。
他们不像股匪那样脱离家园而去投靠某一军事集团，而是许多家庭集体(也包括整个宗族)迁离故土而去形成新的社会组合，这种组合因与其土著邻居有不可缓解的对抗，所以是必然要军事化的。客家对抗土著，原先始于设垒自固和在社会上孤立的客家村落，一旦区域性之土客壁垒分明，身处弱境、人数较少的客民便充分利用其堡垒式建筑优势，与土民长期抗衡了。
但清初至清中期粤东北地区客家的下山南迁，并没有将他们在闽粤赣交界山区"反客为主"的历史重演一遍，因为此时他们所遭遇的已不是畲、瑶等少数民族，而是与他们一脉同源南迁、先期进人粤中、粤西地区的汉族移民后裔，他们同样不是省油的灯。
广府人与客家一样，也由中原汉人南迁形成。不过由于南迁较早，其语言风俗习惯与客家有很大差异。例如粤中地区的广府族姓，多为南雄珠玑巷移民后裔，他们自南宋末大规模南迁粤中，至明清时，已发展数百年。较之客家人，他们根基更是深固，斗争起来，势力毫不逊色。
晚清广东巡抚郭嵩焘评价当时的广府人：风俗人心之敝，穷与思议。百姓日以兵刃相接，地方官与百姓亦日以兵刃相接。所在筑立竖墙，广开炮眼。竹盔、铜甲，小村数百具，大村或数千具。专务以强陵弱，以众暴寡，公行劫掠，负险抗官，竟有数十百年不知完纳钱粮为何事者。
广府土民之间也常常会械斗，至于械斗之起因，一般都出于纤介小事，如香山县，五月端阳，以粽祀神，龙舟竞渡，画船彩色，县城或数年一举，小乡无岁不然。其竞渡面夺标者，或劳伤，或溺死，或有"兴众大斗"之事。
客民从粤北南迁广州、肇庆二府时，所居之地，要么是人烟稀少之僻壤，要么是土著占余之山谷，他们不可能像在其闽粤赣交界之大本营地区那样，从容营建坚固的住所。在广、肇二府械斗发生最激烈之区，客民总体势弱，其房屋大多被毁，不得不四出"流窜"作战。
在清代“土客械斗”不断升级的岁月里，不少广东本地人，把客家视为野蛮、凶狠、落后的异族，并给客家起了一个轻蔑性和侮辱性的称号——客贼。如清代编修的《新会县志》和《四会县志》，就把客家的'客'字加上反犬旁。"有些县志直接将客民附在"猺疍"一类。
其实当时的外省人也常常强调广东人的特殊性，把他们看作野蛮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令人感到奇怪。北方人认为广东人常吃一些可怕的东西，像刚出生的老鼠，生猴脑，煎蛇肉，或者咸牛奶。
广东人的相应反应是，对他们的习性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拿他们的粤方言来说，土民自我感觉也很优越："广音柔而直，颇近吴越，大抵出于唇舌，不清不浊，当为羽音，歌则清婉浏亮，纡徐有情，听者感动。"在20世纪初的杂志上，常可以看到广东人写的文章，自称广东省是全中国最中国化的省份。其他的地区都遭到过蒙古人和满族人的践踏，只有广东保持了"纯洁"。自诩广东话也是最接近古汉语的一种方言，家庭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广东也比别处更有生命力。
就好像同为欧洲白人，先早入关北美的撒昂人瞧不上后来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一样。
实际上，土民视客民为"异族"的情况，早在明朝已经出现，据崇祯《东莞县志》记载："邑之东北都抵惠阳，山原险曲，闽潮流人多窜居之，以种蓝为生，性多狠戾，号为狡獠，所佃田地，复强霸不可御。"
明田汝成《炎微纪闻》：犵狫，一日犵獠，种有五，日花犵狫，日红犵狫，打牙犵狫，翦头犵狫，猪屎犵狫，皆溪洞民云。此种客民幸际承平，孳生日盛，溪洞不能容，乃四散于各邑开荒，力作以谋生，久乃俗易风移，与齐民无异，理或然欤？"
对于这种现象，孔飞力分析说：一个开口闭口自夸"纯洁"的群体，在一个伟大民族或一个文化综合体的边缘地区，是有代表性的。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来自这些区域，似乎他们能更敏锐地感觉到同过去的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例如，拿破仑来自科西嘉，希特勒来自奥地利，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阿尔及利亚北部的人们的自我意识甚至比巴黎人更有法国味。广东人中间的这种"始原"意识，甚至是残酷的土客战争的部分原因。无疑，广州城周围众多的操不同语言的集团，使他们从种族的角度区分"我们"、"他们"，但另一方面，同外国人的长期来往又使他们有另一种一体感。内部的一体只有当它面对另一个外部集团时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
像南海县士绅冯翔，字冀廷，道光己亥岁贡生，"办事雅有执持，惟以排难解纷、抑强扶弱为己任"，离其所居三里许山谷中，"向有客民蟠居，恃其犷悍，凌辱乡人，翔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彼初到人寡，已逞强梁，他日人多，岂能制驭。'遂与乡人协力驱之，当时或疑其已甚，泊咸丰八年后客匪之乱，广肇两郡属邑多被伤残，翔之言乃验。"
客民立脚尚未稳当，便遭到土民的无理驱赶。虽说不是普遍现象，种族偏见之深，却是暴露无遗。其实，正是土绅土民的驱赶、欺凌在前，因为受压迫之久而深，所以一遇机会，客民之报复也骤然而烈。
在清末土客大械斗爆发之前，土客之间的冲突已经表现得相当残酷，在康熙十三年（1674）客民与江西土民之间爆发的甲寅之乱中："今日投诚之广人，即数年来杀土人父兄子弟，扬土人祖墓骸骨，淫土人妻女，掠土人老幼男妇转卖他乡之广人也。"又有记载称："蓋自甲寅蹂躏三载间，土人庐墓焚掘几遍，屠杀绅士百数十人，掠卖子女不下数于。平民死者尸横遍野，有阖族俱歼者，如象牙湾朱氏、浮潮李氏、周屋围周氏、石溪之王氏、杨氏，水头之胡氏、游氏，无一存者。"
传说在蔡家城陷后，流民首领何兴放了一只鸡，一块石于城门，拦问过路人，如答音为：「鸡、石鼓」（土著口音）则杀，答音为：「街、石头」（客籍，即流民口音）则放，足以反映当时屠戮之酷。
早在明朝，土客之间已经展开对土地的竟争，清代乾嘉以后，客家在台山(新宁)、开平、四会一带者，因人口激增，势力扩展，始则租赁山下土人的田地，以耕以殖，继则渐次设法收买，形成与土人相对竞争的局势。
在大械斗中，土客双方争夺的主要目标也是土地。《鹤山麦村麦氏族谱》所述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迨至丰八年、九年、十年，客匪强横肆虐，较前弥甚，横直百里，无村不踩矣。"麦村属土村，夹在土客之间，进退两难，初因与客民友善，"五乡、泽河、板村及各树红旗之庄(按，指土民之村)，反流言我乡为汉奸，每在城郭市镇引贼寻害，不知客势所迫，阳顺阴违之苦心。"
麦村起初虽曾与客民友善，且在土民与客民的矛盾中"素以正道自矢，久为客人推重"，在大械斗中也未能避免扰害，"不但田租债账，或随意交带多少，或恃强吞拍，全无还也"。
再拿割山草一事来说，山草本为日用之物，土客之民以往都在同一官山割草，此时客民势大，乃不许土民刈割，平冈、鸭仔石、矮冈、风山、马喉、深水尾、康田等处，土民所割之草，屡为客民抢夺，割草土民往往空手而归，甚至被被掳，"村中为此破费，不知凡几矣。"
客民甚至引诱土民子弟参与赌博，以夺其田地："至若族中无赖子侄，客匪勾引赌博，放债揭银一两，书数即勒取本数十两，利息快重，自古未有。或以一人而写远祖之田，或以别房兄弟而写疏远兄弟之业，其田在他门首，所耕藉端霸据；即土名近在本村左右，他亦不顾是非清白，一味逞强霸耕，勒令照数本利清还。自付住在花心，刚则招祸，忍为得吉，不得已备价赔偿，为苦累者，指不胜，其余侵祖山，抢牛羊，拦途强摸，掳人勒赎，羲塞田水，耗害耕种，甚至竹山周亚金无故杀毙麦显庭，鸭仔石处不知何人私杀麦才德。种种肆毒，擢发难数。"
不过《麦氏族谱》毕竟出于土民之手，其中记述客民"强横"之事是否客观，也很难考证。
除土地外，双方也会因为水源、坟山之争，或男女关系、口角争吵而激发矛盾，同族相帮，导致械斗厮杀，世代相仇，互不通婚。
科举学籍配额的争夺也是一些地区冲突的导火索。清代科举名额按县、学区固定分配，而不是完全凭全省成绩决定。随着客家移民人口激增，他们在原有配额体系中常处于劣势，读书多年却难以获得功名资格，心生不满。
对于宗族而言，功名不仅是荣誉，更是进入地方权力网络、影响税赋和水利分配的重要途径。因此，科举名额的竞争，本质上也是对经济与政治资源的竞争。
清廷对于土客之间的争端，往往和大英在印度殖民地的反应一样，只是划出条分界线，分而治之。如同治八年所立"高明鹤山分界碑"云：
当然，这种分界线往往都是有利于土民的。
其实在“康乾盛世”日子还过得去的时候，广府人还是会容忍一部分客民下山的，来充当廉价的劳动力。
客民新来乍到，无立锥之地，一般都向土著佃耕，土著地主之对于客民佃户，往往有剥削压迫之事。拿恩平县情况来说，“恩平客民乃惠、潮、嘉三府州之人，雍正年间流寓广肇二属各州县，开垦住聚，自为村落，佣力营生，土民奴隶视之。”
但是到了1840年以后，广东和整个大清都进入下行衰退期，即使在珠三角平原的生存资源也越来越紧张，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咸丰初年，广东各地发生连年自然灾害，很多农村水稻几乎颗粒无收，官府仍然希望征更多的赋税。城市经济也遭遇了不景气，一从道光末年开始，广州就处于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五口通商之后，广州失去了唯一对外贸易港的地位，很多的脚夫、苦力和洋行职员失业，与此同时，农民纷纷加人天地会这种秘密结社以寻求庇护，就业情势的严峻和经济下行也让土客群体之间矛盾陡增，他们都注视和等待着某种未确定的东西。
到太平天国兴起，影响及于广东(著名者即凌十八起义)，大大鼓舞了对清廷心怀不满的广东百姓，后来太平军迅速攻陷武昌、安庆和南京等重要城市的消息在广州等地也引起强烈反响。与太平天国相呼应，厦门、上海及广州等地天地会认为时机已到，很快行动起来。
平地一声惊雷，轰轰烈烈的洪兵起义爆发了，当广东当局还没搞清发生了什么事，广大城乡便迅速陷于混乱之中，一时间，广州、韶州、肇庆先后陷“贼”者二十九州县。
陈吉占领顺德县城，清远、肇庆陷落，李洪英占领了香山县的大部分，何六占领了增城，甘先则盘踞于白云山，徐兆表竖旗于开平县。
关于当时广东洪兵的组织情况，据《新会县乡土志》记载：咸丰四年夏五月，"广东红巾贼起，......会匪所在蜂起，从逆者裹红巾，服梨园衣冠，造洪顺堂、洪义堂印，署置将军、元帅、先锋、军师伪名号，其党曰洪兵。官军麾帜用白，贼遂称为白兵。"
当时广东到底有多少股起义军难于确计，但围攻广州的起义军人数当不下于20万。所有义军战士都头裹红巾，旗号也是红色的，所以又被称之为"红兵"。他们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公推最强大的一股首领李文茂为盟主，其实，李文茂对别股洪兵的影响是有限的。
此时广东其他各府县也都自身难保，根本无法增援广州。相反，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来。更糟糕的是，太平军直接间接地牵制了叶名琛的精兵良将。例如，为了镇压凌十八，从各协抽调了共1万精锐，另外有3千多兵勇被派往湖南与太平军作战。还有一支以提督昆寿为首的清军则被派往北的韶州堵御太平军。再者，南京陷落后，清廷不断要广东派兵北上讨伐。
据记载，当时广州有八旗兵5千，绿营4千，潮勇2千，以及来自广州周边的募勇4千。与洪兵的力量对比是1.5万对20万。由于各部兵勇所讲的方言不同，风俗习惯各异，互相很难合作。叶名琛的办法是让不同的部队防守不同的地段，任命他们原来的军官为指挥官，而不是把他们混编后组成新队。这些指挥官只听叶一人的指示，指挥的又是自己熟悉的部队，故力量相对集中，终于击退围城洪兵。
洪兵的弱点成为叶名琛成功的因素。他们人数虽多，但是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武器落后，补给困难，所以并不占多大优势："省垣北门数百乡，洪匪数余万，自七月至十一月与官兵共战九十余阵，不能取胜，盖贼乃乌合之众，并无行伍军法故也。"起初，他们只在攻占的地区收人头税，后来，他们开始劫掠，更迫使广大平民百姓与之对立。各村庄纷纷响应官府号召，组织团练自卫，阻截洪兵。由于补给困难，各洪兵首领开始内讧。李文茂即使在自己的队伍内部也并非说一不二，更不用说向其他各股发号施令了。实际上，与其说他统领各股洪兵，不如说是他是"邀请"各股洪兵首领与他一齐行动。
叶名琛保住广州只是取得了局部胜利。在西江地区，陈开等人攻下广西海州，后来又占领了附近的梧州、贵县、平南以及其他一些府县，地盘迅速扩大。叶名琛甚至担心洪兵会卷土重来，所以派水师镇守封川，并在西江两岸修筑了许多炮台。洪兵决定西进，八年初围攻桂林。与此同时，广州却被英法联军攻陷。广东局势再度陷于极度危险之中。
洪兵骤起，叶名琛一度措手不及，随之下决心不再让"乱民"如艇匪、三合会等叛乱者对三角洲构成任何威胁。于是，政治反动、白色恐怖开始了。到咸丰五年夏季，在叶名琛不留俘虏的命令下，仅广州城就斩杀了7万多人，死尸堵塞了河流。虽然官方只承认处决了4万7千人，但也有记载说全省有近百万人被杀，叶名琛自夸说亲自下令杀了10万"叛匪"。
大规模洪兵叛乱发生后，广东团练总局成立。与镇压太平军的情形一样，清廷下令在籍官员罗惇衍、龙元僖、苏廷魁等三位大员举办团练，叶名琛能够在广州及东、西、北江各处取得胜利，官兵而外，乡勇、团练起了很大作用，但从中却产生了另一场危机。
清代广东土客械斗的最高峰，正好爆发于清廷为了镇压起义而"聘客攻土"之后。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客勇"应运而生。其中，鹤山、高要、开平等地的客勇迅速偏离帮助清廷镇压洪兵的轨道，将矛头对准了日常生活中的"仇人"土民。
像洪兵攻入鹤山县城，杀死客家人地主高三的幼子。高三大怒，不惜倾其所有，向洪兵报复。他与秀才张宝铭推举武举人马从龙组织团练，招募客家人入伍，夺回了鹤山城，并在江门和长沙等地获胜，俘获了洪兵首领"大鲤鱼"和"何坤仔"(均为绰号)。这支客家地主武装在搜捕洪兵余党时，也趁机抢劫土民的财物。
与此同时，恩平县的客家人因平定洪兵有功，拒绝向土家人地主交租，土人地主于是煽动土人"逐客"，致使鹤山的土客械斗蔓延到开平、恩平、高明和新宁县。
而据土民说法，一开始鹤山客家与洪兵何坤仔部相勾结，洪兵"诱鹤山马尹出城杀之"之后，客家才开始和坤仔不睦，"乃以诛红巾为名，同官兵讨贼，后知兵伎俩不高，兼贪居民田宅之利，乃树'反清灭红'之旗，日：'六县同心，天下无敌'云云，抗拒官军，残破乡间，烧杀老幼。所过赤地，恩平遇害尤惨。”
"客人素与土人不协，常欲借端启衅，图为不轨。及得令，益自恣睢，结寨云乡、大田，佯托官军，诬土著为匪党，肆行杀戮，各邑又潜为勾引，蔓延六县。"
客民"诬土著为匪党"并不是没有根据，据当时史料记载，参加洪兵队伍的多为土民，客民得到官府的允许和鼓励，组织起来，乘机将对土民的多年积怨发泄出来。时人陈坤说："咸丰四年间，匪徒四起，募雇充勇，客民自恃有功，借剿匪名，泄其积忿，肆掠土乡，占据田土，互相报复。"
同治二年十一月，郭嵩焘在谈到斗祸起因时，更明确指出："咸丰四年红匪之乱：被扰二十余州县，绅民多被裹胁。客民应募充勇，因假公义以快其报复之私，所在惨杀，往往占据其田山产业，因以为利。嗣是土、客互相残害，各该州县劝谕弹压；屡和屡翻，垂六七年。......就中鹤山客民与土民构衅最久。"
"红贼之乱，白兵拒之，黑兵助白兵以拒之，而皆为民害。黑兵之贼，更有甚焉'。苦哉吾民也。谚又有'鼠贼、蟹贼、蚁贼'之谣，鼠贼者，贪如鼠而外，窃美名也；蟹贼者，横行而无肠肚也；蚁贼者，黑心不义又如白蚁之害物也。"
所谓"红贼"，即洪兵；"白兵"，即官军，至于"黑兵"，因为"客家俗称为蚁，其兵亦日黑兵。
当土民意识到"客人挟官铲土"后，也迅速组织起反攻来。
咸丰六年，新宁土绅李维屏、陈兆松等暗地里与开、恩土属联谋灭客，恐众不从，"乃捏称获有客民与开、恩客属约期来宁起事函件，以声动之，复伪造此等书函，抛弃途中，故使拾获，以相传布，于是土众受惑，起而仇客，......初鹤山、高明等县土客仇斗，土属多红匪，悉用红旗，客属以白旗别之，嗣是开、恩、新等县启斗，俱土红客白，以相号召，分旗而阵，辨色与御焉。......客村亦选各壮丁与御，而斗事起焉。"鹤山等县斗祸发生后，新宁土客联合，安定了两年，至此，斗祸爆发，因该县客民人数较多，斗祸较他县尤烈。
对于这场大械斗，两粤大吏不是"不敢过问"，而是无暇过问，一是太平军与洪兵叛乱，迁延日久，一是其间又发生了令清廷大伤脑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清廷不得不回头处理时，事态的发展已经失控。
广东巡抚郭嵩焘奏称："伏查肇庆土、客一案源流本末及节次办理情形，均经臣嵩焘会同前督臣毛鸿宾缕悉上陈，不独无叛服剿抚之可言，亦并无是非曲直之可论。其始客民与土民杂居，各自为党，积不相能。成丰四年恩平土匪围扑县城，知县郭象晋专募客勇以攻土匪，于是开平、高明、鹤山诸客籍群起以剿办土匪为名。或帮同地方官克复城池，因以积年仇恨土民之心，乘势报复，肆意屠杀，致成械斗巨案。土、客交相掳杀，各至数十万人。"
关于大械斗的基本情形，民国《赤溪县志》的一段话可谓触目惊心：互斗连年，如客民于鹤山之双都各堡、高明之五坑各堡及开恩二县之金鸡、赤水、东山、大田、前底、横坡、沙田、郁水、尖石等处，共二千余村，悉被土众焚毁掳掠，无老幼皆诛夷，死亡无算。而鶴、高、开、恩等县之土属村落，亦被客民焚毁掳掠千数百区，无老幼皆诛夷，死亡亦无算。据故老所传，当日土客交绥寻杀，至千百次计，两下死亡数至百万，甚至彼此坟墓亦各相掘毁，以图愤，其很惨殆无人道云。适是时洪杨肇事，各属土贼蜂起，省吏兼筹剿堵未遑，又以土客系属私斗而忽之，无兵到境制止，以至斗事积年莫解，蔓廷日广。
此次械斗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从咸丰四年（1854年）到同治六年（1867年），期间双方互有胜负，一开始是客勇们攻寨掠地，在广东各地到处进攻，然后是程胶着状态，客家方的乡勇扼踞山地险要，依靠土楼等设施进行防御。广府方的乡绅则倚仗着商业上的资源招兵买马，并频繁上诉对官府施压。
到1861年，土民的攻势迫使客家人也与天地会联合，并于1863年占领了清军的广海寨城。随之而来的便是清政府镇压，客家人放弃寨城并退到赤溪等村落，土民乡绅又状告北京。清政府便认定赤溪客家是叛军，命湘军首领蒋益沣任广东巡抚前去镇压。
1866年，蒋益沣镇压以局董杨梓钊为首的客家人，但是观察到客家人的一些行为，同时在副官进言之下，蒋放弃全面镇压政策，派遣客家官员劝降。客家人在全线败退之下不得不接受招抚，大部分被迫迁回山区的原居地。
以新宁县为例，“土客械斗”前，新宁县客家人居住在深井、挪扶、大隆洞、四九、五十、冲蒌、赤溪等地，有几百条村庄，人口达30多万。械斗后，只剩下赤溪一块弹丸之地作为客家保留地，人口只有3万多，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和人口。
广府土民虽然抵御住了客家人的入关潮，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整个土客大械斗，获利最丰的恐怕是当时澳门的人口贩子。
在广东西路的土客大械斗期间，被土民或人口贩子俘获的客家人被当作苦力卖到澳门， 然后被转卖到海外，只有少数幸运者被贩卖时救获，或留在澳门做工 。
“古巴华工口供 ”有相关记载：“朱甲先供：年四十一岁 ，广东新宁县人。我是客家 ，耕田为业 ，被本地人欺负 ，把我拿出卖与大西洋人，是澳门猪仔馆，逼我画合同，给我一套衣服。 咸丰七年二月开船。”
也有本地人被客民俘获后贩卖出洋的案例。“古巴华工口供”载：“陈学周供：年三十一岁，广东吴川县人。同治三年，随副将曾敏行当勇平土匪黄阿狂七案，内保举外委，四年平嘉应州发贼案，内保举把总。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由省回家，路经恩平县那龙墟，被客匪掳捉，装到广海卖与猪仔船，驶至澳门，见番官，打合同，不由分说，硬拉下船。”
同治五年、六年，正是清军围剿客民、客民筑垒抗拒清军的时候。
据统计，仅1856-1858年间，经澳门输出的苦力达19910人。这还仅是当时葡澳官方的统计，实际苦力贩运应远远大于这个数目。
土客大械斗平息后，因为赤溪地域狭小，客民为了谋生流落澳门，自卖或者被卖为苦力出洋。根据“古巴华工口供”的记载，有大量华工来自于恩平、新会、新宁、开平、鹤山、高要等上述土客斗祸的区域，他们多数是以“找工作”的借口被骗的，这类现象说明这些区域的人们，应该有前往澳门工作传统的，其中大量客家人因为生计问题被骗到澳门出洋，也应该是肯定的。
至于有回答问的：满清灭亡后，为什么这种现象就基本消失了？
因为中国开始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不适合耕种的粤北山区也能养活更多人口，山里的日子也没这么苦了，客家人入关的意愿也就不再这么强烈。
而且随着户籍政策放松，人口流动更加自由，加上排外的宗族势力衰落，获得广州户口也不一定非得诉诸于“入关”这种暴力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