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八年三月，朱厚熜的太子朱载壡薨，身为裕王的朱载坖以第三子身份，依照次序被立为太子。由于世宗迷信道士的“二龙不相见”之说，导致他对朱载坖极为冷淡。反倒是景王朱载圳深得父皇宠爱，高调奢侈。新任太子朱载坖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明世宗驾崩，裕王朱载坖即位，改元隆庆，是为明穆宗。
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打开对外贸易，变私下贩卖为公开贩卖。不久福建漳州府月港开放，并以此为治所设立了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同年，朱载坖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明初，洪武帝出于客观需要和眼界所限，下令“寸板不许下海”。在《大明律》中更是规定: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嘉靖二年，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 。也正是这一事件，让明朝上层普遍认为“倭患起于市舶”，于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无疑这样的政策下，民间海外贸易就被视为非法行为。奈何时代趋势是不可以人力阻挡的。于是民间海外贸易就被迫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上文提到的关于“南倭”构成的推测，也属于畸形发展的一部分。
穆宗继位后，终于认识到
于是不再禁止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当时明朝的产品诸以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最受各国欢迎。而许多国家尤其西方诸国因缺乏能满足明朝国内需求的产品，只好以白银支付所购明朝商品，以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在王裕巽先生的《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一文中提到：
可见， “隆庆开关”这一历史事件其意义有多重大。
但是大量流入明朝的白银其实只是一种稀有金属，本身并不是财富。数以亿计的白银从海外源源不断地流入明朝后，既没有创造出新的价值，也没有促进创新，反而是被集中到少数商人与权贵手中。白银的过量流入造成了物贵银贱。这使得土地和房产价格变得异常昂贵，普通百姓根本就买不起。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商人与权贵就用他们手中囤积的白银购买房产、兼并土地。市面上的物价又被进一步抬高，通货膨胀便随之而来。国内物价抬高的同时，对外贸易开始萎缩，海外白银流入明朝的动力开始下降。
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其规定：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一条鞭法“在万历初年实行之后，确实效果相当好，不仅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还简化了收税成本，缓解了经济危机。
到了崇祯朝，白银流入不足的现象更加明显。但因为“一条鞭法”的原因，税赋需折成白银。农民只得出售农作物以换来铜钱再折成银两去交税。此时的银价已经上涨，农民的税赋无形中更加沉重。税收收不齐，拖欠就更加严重，朝廷的库银大幅减少，无法支付辽东的军饷以及剿灭农民军的军费。
以现在的眼光看， “隆庆开关”本身是一条开放政策，这项改革不应该产生如此大的弊端。何以明朝的这次尝试会涌现出这样多的问题呢？细细查看之下，揣摩出如下几个原因：
1、限制开放港口及运输方式：福建漳州府的月港是第一个开放的做为民间从事外贸的港口也是惟一的一个。因此不在月港停靠的明朝民间商船，只要被发现是在从事外贸的一律视作走私。 除此以外，朝廷还规定从月港上岸的外贸货物不得海运转输，进口的货物必须从陆路运到内陆后才可通过江湖、运河水运。朝廷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其实不难理解。在当时通讯极为不便的情况下，也只有限制开放港口的数量和进口的途径，才能确保外贸是在官府的掌控下进行的。
2、限制参与外贸的人群：朝廷规定在月港从事外贸的船主和船员只能是福建人。一旦被发现是其他地区的百姓，也视为走私。这一条规定让当时商业同样发达的浙江地区商人无法参与海外贸易。朝廷出此下策，也是为了便于管理。让尽可能少的人和“化外之人”打交道是当时士大夫的主流想法。
3、制定期限：限制商船外出的时间，最直接的便是限制了出海距离。这一规定使得中国海商不敢从事远洋航行，只能沿着海岸推进。导致了明朝海商没有开拓远洋航线的积极性，最远也就在东南亚一带与阿拉伯和欧洲商人交易后，将商品转运回国。
4、不能与日本通商：嘉靖、隆庆时我们对日本的海外贸易利润是最高的。但朝廷并不许民间私自前往日本贸易。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日本和明廷对立，朝廷担心民间将情报和军火贩卖至日本。更可能的是源自我国古代铜矿发现较少，日本却相对较多的缘故。明朝上层想牢牢地抓住这块最大的蛋糕，而不许民间插手。
5、农业帝国和天朝观念：不得不说，作为一个超大的农业帝国，明朝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广大百姓主要和外国人换购一些毛皮、铁器、葡萄酒、干果、种子、玻璃制品等。可以看出这些东西很多并非必需品。当大家并不富裕的时候，对进口的这些东西自然也没多大的消费欲望。是故内地居民对“开关”与否并不太感冒。饱读诗书之士又一直秉持“天朝上国”观念，对西方的火器、机械也不太感冒。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清朝晚期，才得以认识到洋人的“船坚炮利”。
结语：
我们常常谈及“闭关锁国”。其实“闭关”和“锁国”是两件事。“锁国”常有，而“闭关”却是在明朝才开始的。对古代政权来说人就是第一生产力。人口越多就代表着国力越强。为了避免人口流失，势必采取锁国政策。但“闭关”在中国上并不多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战国时就已经初步成型。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并没有阻碍这一趋势的发展。秦，二世而亡，汉继之。其不仅开辟路上丝绸之路，还加强了与外界的贸易。及至明初，朱元璋禁绝外贸，“闭关”政策才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隆庆开关”纵然诸多限制、弊端丛生，但终于冲破桎梏。由于观念与眼界的限制，让这次改革又渐渐走向畸形。譬如：明廷出于人口流失的担心，对船只需要水手有各种限定。一旦海上航行时水手大量逃亡或者死亡，明朝的海商不敢回国，只能在东南亚定居下来。
隆庆朝的这一举措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正确方向。可惜时人不能拨云见雾，仅仅将“开关”作为与百姓矛盾的缓和剂，最终导致贸易走向畸形。更为可惜的是，即使有了这一历史事件在前，清军入关以后，不仅不汲取教训，反而更加疯狂的进行思想上的禁锢，不停地增强“闭关”政策。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表面上看起来纵使外贸规模更大，其实限制更多。对“夷人”更是畏之如虎。最终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才被强行撬开国门，开放“海禁”。
穆宗在明朝两百余年的历史上只占了短短6年。这几年对于明朝来说并没有太多大事发生。所以即或是明代历史专著，也很少提及这位皇帝。更有甚者只注意研究他的“宫闱秘事”——因为相传他是房事过度而亡。但他的经历并非平淡无奇。如果说朱载坖的经历如沧海一般，有时恣意咆哮，排山倒海，有时又收敛狰狞，波澜不兴。那他就是沧海中一叶扁舟，摇曳不定又如秋风中萧瑟的黄叶，经历了生的困惑与死的彷徨，看透了人世间的冷暖。
纵观明代历位帝王，除了仁宗，穆宗室最为谦和的。纵然从小不受父皇宠爱，不受权臣爱戴，但他却依然明静、宽仁。也正得益于此，大臣们有足够的空间来施展抱负。隆庆在徐阶、张居正、高拱等阁臣的主持下，堪称大治。《明史》都称赞朱载坖“端拱寡营，躬行俭约”。或许当时“开关”一举是不得已而为之，又或许隆庆帝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一举动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但不得不说正是这位亲贤远佞又愿意放权的仁慈皇帝造就了“隆庆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