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仅仅强调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化”和“埃及化”都是比较片面的观点（实际上就连德罗伊森提出的名词 —“希腊化时代”都不是学术界完全认可的，例如Worthington就认为“没有一个术语可以恰当地概括这三个世纪中发生的一切”）。实际上，托勒密埃及是不折不扣的“双重文化”，统治着形形色色的族群，可以根据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不同文化臣民的需要灵活地定义自己的文化宣传模式。如果非要找出侧重的方面，笔者还是认为“希腊化埃及”的说法更加准确，因为尽管托勒密统治者不排斥非希腊人（包括色雷斯、犹太人、埃及人）参与政权统治，但是“文化上的希腊人”依然是一个重要条件。鉴于这个话题比较宏大，笔者直接针对题主的几个问题来回答。
一方面，托勒密王朝不仅仅信仰埃及神祇，也强调和希腊神祇的关系，而且非常重视这种宣传。
托勒密家族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关联密切，酒神和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样都和马其顿阿吉德王室关联密切，又都是宙斯之子，这和出身低微的托勒密一世神化自己血统的传说密切相关（传闻里的托勒密是腓力二世的私生子，托勒密的母亲阿尔西诺伊是阿吉德王室分支，托勒密一世发行的象征宙斯的站鹰币甚至成为了托勒密钱币的象征）。此外，酒神狄奥尼索斯代表的奢华、放荡符合托勒密家族华丽、奢侈（tryphē）的特质，炫耀了埃及帝国强大的财力。这种关联性一直持续到王朝末期（例如托勒密十二世自称“新狄奥尼索斯”），甚至影响了和艳后关系密切的马克.安东尼。
另一方面，埃及神祇和希腊神祇在古典时代常常被认为是一体两面的，两种神灵信仰并不冲突。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就把埃及的神灵和希腊的神灵对应：
亚历山大在解放埃及后，很好地把阿蒙和宙斯的对应身份加以利用，强化了自己的神性，以至于马其顿老兵讥讽阿蒙是亚帝的“老父亲”，而托勒密时代的钱币屡次出现阿蒙-宙斯的形象。阿蒙的形象甚至在继业者时代也被和亚帝紧密联系，亚帝头上的羊角往往被视为阿蒙的象征。
托勒密女王从贝勒尼基一世开始就强调自己和阿芙洛狄忒的关联，之后又发展到德墨忒尔、赫拉等女神。为了照顾埃及臣民的需求，和这几位女神有相似关联性的哈索尔、伊西丝、穆特等神祇也被加入到神灵崇拜之中。赫拉和穆特象征女王作为法老的伴侣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阿芙洛狄忒和哈索尔象征女王的生育能力，保障了神圣血统的延续。阿芙洛狄忒还可以作为航海女神保护舰队，象征了托勒密强大的海军力量。哈索尔作为荷鲁斯的伴侣也能赋予王后统治权。德墨忒尔和伊西斯象征了王朝的丰产，强调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恩惠。
不同女王可以根据侧重选择自己的角色。例如克里奥帕特拉一世作为第一个摄政女王就加强了和伊西斯的关系，象征自己为死去了夫君（托勒密五世）哀悼，也可以象征自己对幼子的保护（托勒密六世）。到克里奥帕特拉七世时期，不同女神的属性都被艳后有效地加以利用。在面对希腊-马其顿人、埃及人、犹太人、罗马人等群体时可以选择不同的神性角色。
这一条可能是最被误解的习俗了……托勒密王朝的乱伦习俗是托勒密二世开始的，但托勒密二世和姐姐的婚姻是象征性的，二者没有诞下子嗣。而在在托勒密二世之后之后也存在托勒密五世（娶了塞琉古公主克里奥帕特拉）这种例外。
一方面，古典时代对于乱伦的定义和今天不同，乱伦也是不仅仅埃及人的特色。对于希腊-马其顿人来说，虽然直系亲属之间的性活动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嫡亲堂兄弟姐妹之间、叔伯与侄女之间以及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并不受到谴责。无论是斯巴达还是马其顿的王室都有堂表关系的联姻，而托勒密三世和贝勒尼基二世的婚姻就属于这种表亲关系的乱伦。
另一方面，乱伦在古埃及并不是必须进行的习俗。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乱伦婚姻是托勒密二世为了博得埃及臣民的欢心而设立的。因为保萨尼阿斯记载：
事实上，古埃及王室并不是必须进行乱伦，但由于古典历史学家的误读，大多数希腊人都认为埃及人通常会与兄弟姐妹结婚。一些希腊人之所以认为乱伦是不可接受的，是因为乱伦代表着失去自制力，与柏拉图所说的不道德的享乐和欲望相关。从这一层面出发，托勒密王室的乱伦也是一种表达自身超然地位的展现方式，因为神灵的乱伦是不受限制的（例如奥西里斯和伊西丝、宙斯和赫拉）与其说托勒密二世采用这种婚姻形式是为了赢得埃及臣民的好感，不如说他们是有选择性地利用法老王朝的传统来确保王朝的统一，避免争权夺利，并进一步将新兴王朝与神联系起来。实际上，托勒密二世采取一夫一妻制，减少君主上战场的频率，采取近亲结婚主要为了巩固家族统治的神圣性，同时减少不必要的王位争夺，保障君主个人的安全，最后才是情感方面的考虑。（阿尔西诺伊作和弟弟托勒密分开了几十年，很难想象他们之间有多少真情实感，尽管前者应该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古典文学中也宣传姐弟两人“甜蜜无间”的爱情）。
托勒密王朝在宗教宣传方面的艺术形象埃及化是最明显的，但这更多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宣传行为。早在托勒密作为埃及总督的时期，这位马其顿将军就利用埃及的传统反波斯心理将与自己敌对的安提柯父子宣传为“波斯侵略者”，强调自己通过加沙之战保卫埃及和带回战利品的功绩。
但是，将敌人宣传为波斯异族的手法不仅仅符合埃及人的利益，还符合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的利益（因为战胜波斯人和为希波战争复仇是马其顿东征的“大义”）；其次，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关联也一直是托勒密家族宣传的重点，当然这种关联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可能会有所改变。
在托勒密一世之后，托勒密法老一直坚持和沿用这一传统宣传手法，将以叙利亚和两河为核心的塞琉古帝国宣传为波斯帝国的继承者。托勒密三世在第三次叙利亚战争后强调自己击败塞琉古国王，成为了“亚洲之王”，并且强调自己带回了“波斯人带走的埃及珍宝”，这一宣传模式既致敬了亚历山大大帝击败大流士的历史典故，也照顾了埃及人对波斯统治的厌恶心理。无独有偶，托勒密四世在拉菲亚之战后也把安条克率领的塞琉古军队和波斯人等同起来，在拉菲亚法令中强调了自己的胜利：法老击败入侵的波斯人，维持了宇宙善恶的平衡，让争议（马阿特）得到了伸张。
不过，既然托勒密统治者试图扮演法老的角色并从中获利，那也必须承担法老的宗教义务，所以托勒密统治者热衷于修复古迹和新建神庙、主持对埃及神灵的供奉。
除了上诉的神祇，奈斯、托特、塞拉皮斯、蒙图、巴斯特、索贝克等相对次要是神祇依旧受到广泛的崇拜，并且有各自的崇拜中心，军队和神庙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罗马人因为杀猫而被埃及人杀死的传闻让他们十分费解和恐惧，庞培都不敢在没有军团（只带执法官扈从）的情况下进入埃及。
托勒密时代法老和祭司的关系也经常被当成托勒密王朝“埃及化”的证据。常见观点是：随着托勒密王朝海外领土的丧失，国力的日渐衰微，法老不可避免的让渡权力给本土的祭司家族，从而平息埃及本地土著的叛乱活动。但事实上，托勒密时期的法老集权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祭司集团的种种权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地方的驻军也把握在法老的手中，因此托勒密王朝可以平息一波又一波的叛乱行动。此外，托勒密法老很早建立了亚历山大崇拜和托勒密家族崇拜，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祭司，有时候甚至由自己担任。这种统治者崇拜在上下埃及的权贵和民众心目中都有很强的影响。托勒密法老对希腊城邦“自由”的支持也能维持他们作为“救主”的国际形象，波奥提亚和阿提卡都有为托勒密统治者献上赞歌的铭文。
笔者以为，托勒密王朝中后期的“埃及化”依然是统治者集团主导的结果。一方面，随着托勒密家族在埃及扎根，希腊臣民和埃及臣民渐渐熟悉融合，可以接受更多埃及文化习俗。海外领地的丢失和马其顿-希腊被罗马人征服意味着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干预政策不能维系下去；另一方面，埃及化意为着托勒密家族的神性进一步增长。希腊人的王权观认为做出一番伟业的人是接近于神灵的，但亚帝和继业者们都没有被视为真正的神明，但是托勒密中后期的法老利用埃及王权的神圣性赋予了自己与生俱来的神性，这对于维持自己家族的统治地位是非常有效的。
到了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统治时期，很多埃及化的传统被延续的下来，以此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希腊-马其顿的传统依旧存在，甚至得到了“复兴”。一方面，这是艳后为收复托勒密失地和主张继承塞琉古王朝故土的宣传策略，也是拉进和罗马人关系的重要文化方针（尽管罗马人和希腊人不是一个族群，但是他们的关联十分紧密，而埃及人则被前二者视为“蛮族”之一）；另一方面，艳后可以利用效仿托勒密早期法老（女王）的宣传模式追思托勒密帝国强盛时期的状态，从而安抚混乱的国内局势。艳后和安东尼的子女用“赫利俄斯”和“塞勒涅”作为名号，在仪式上身穿马其顿和米底（波斯）服饰，这都是艳后对家族起源的追忆。
笔者在之前的回答也说过，把希腊化埃及看作是希腊殖民主义或者看作东方堕落主义都是错误、片面的观点。埃及士兵也不是罗2的食草步兵形象，更可能是正儿八经的希腊化装备，或者与时俱进的改进自己的战术。希腊化的Machimoi（传统上被视作埃及土著士兵）在托勒密埃及中后期的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定居者军事体系逐渐率落后成为埃及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
妹控（更多是姐控）这种情感因素不是说没有，但在残酷的王室竞争中亲情确实很少被考虑。托勒密四世和姐姐阿尔西诺伊三世，托勒密八世和姐姐克里奥帕特拉二世的夫妻关系常被认为是紧张的；而托勒密十一世和表姐（兼继母）贝勒尼基三世，艳后和妹妹阿尔西诺伊四世、弟弟托托勒密十三世、托勒密十四的之间则发生了残酷的权力斗争。马其顿性质的王权的继承从阿吉德时期就蕴藏的不稳定因素依旧难以根除，王位继承往往会演变成残酷的政变和内战。
此外，没有必要对埃及文明或者马其顿、希腊文明的任何一方存在偏见。那么回到为什么继业者王国中只有托勒密王朝采用“埃及化”措施的问题上来。古埃及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历史悠久而且十分深远，虽然不像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描述的那样夸张，但两者之间的交流是不可忽视的，这也是托勒密埃及可以很好地融合希腊和埃及传统，并且有选择性的展示出来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希腊-马其顿移民在托勒密埃及只占5%到10%，埃及土著的数量占据绝大多数，这意味着托勒密法老必须要采取传统的埃及形象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对于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差异巨大的塞琉古帝国来说，统治者很难调和处理这么多的复杂的族群关系，所以“本土化”不太明显（或许主要集中在军事层面）；而对于安提柯家族统治的马其顿来说，继承阿吉德王室，维持对希腊的控制才是统治者的主要目标，因为马其顿王国基本不存在复杂的民族关系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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