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王明是左倾教条主义。
一开始我以为教条主义就是刻舟求剑。
后来就开始想为什么会有人刻舟求剑。
再后来就发现，尽管的确有些人蠢得不行，只能去在学术课题研究中负责大家商量好以后指定的具体问题，但是，还有一些人并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往往在做一些明知故犯的事情。
他们说的话，得出的结论，和他们掌握的材料，根本对不上。甚至他们明显就是在剪裁资料以迎合观点。
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故意迎合观点剪裁材料、对教条本身毫无尊重，却被叫做教条主义？
这是我长期疑惑的地方。
直到后来我想到“拿着鸡毛当令箭”这句话。
假传圣旨，作威作福，是王明教条主义的外在表现。
但是攫取权力以满足一己之私，这才王明教条主义的核心本质。
教员，以及其他很多人，都以为别人和他们一样，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是就事论事的，以为别人和他们一样是根据事实得出结论。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人是根据需要选择结论，然后再根据结论选择事实、甚至制造事实的。
王明并不是教条主义，他是在玩弄教条。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王明一定要整人，特别是一定要整能人。其实这个路子和蒋介石是一样的。蒋介石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他的权力既不来自于国内的被剥削阶级，也不来来自于国内的剥削阶级，而来自于国外剥削阶级。这就导致他不能容许有其他人可以威胁自己的地位。一旦有人冒头，他就一定要打压。这和李林甫是一样的，是一丘之貉。
特别是对于国外剥削阶级来说，用代理人的原因，不是因为代理人足够优秀。因为足够优秀的人会摆脱国外剥削阶级的控制。所以这个代理人一定要是一个自绝于国民——无论是对人民还是对反人民都要自绝掉——而且没有能力摆脱控制的人。
换句话说，这个人一定要有一定的智商，但是这个智商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上限：
必须明显低于国外剥削阶级中国操盘手的智商。
他们不能说不聪明，但是一定不够聪明。
至少他们一定没有聪明对地方。
当然这种选人方法也会有失手的时候。因为国外剥削阶级的操盘手有可能智商太低了，瞧不出来自己用的人多强，或者在国外剥削阶级的斗争中自身难保，为了翻盘不得不放出一个控制不住的代理人。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选出的代理人都是既狡诈又愚蠢的。
只有蠢货，才会认为集体利益不重要、才会肆无忌惮地牺牲集体利益。在高智商群体遇到没有集体观念的人的概率，是远低于低智商群体的。
至于那种半合作的代理人，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类型的，就又不同了。这种是在劣势条件下能够和操盘手掰手腕的代理人，要远远强于蒋介石这种。
不仅在国际关系里有这种操盘手和代理人的关系，在一般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中也有这种操盘手和代理人的关系。
只不过社会人际关系中情况会更复杂一些。这里的操盘手往往是拥有一定行政权力的行政人员——无论政权、公司、社团、乃至普通群体，无论是老板、经理甚至是组长——而代理人则往往是他们的助手、跟班乃至朋友。
这种代理人与操盘手之间的关系，不见得是操盘手选择了代理人，有时候反而是代理人选择了操盘手。
一个愚蠢的操盘手甚至不知道自己被多少精明的代理人忽悠。典型的例子在近些年的商业奇案中经常出现，我就不列举出来了，资本家和视资本家为天神的右翼会伤心的。
王明就是一个典型的假传圣旨的人。他的核心本质不是教条，而是在极度自私的情况下，以攫取权力为唯一目标。
他非常巧合的、但很有可能不是巧合的采取了和蒋介石类似的手段：
去靠近一个手里掌握着权力的人。
蒋介石的目标是常年奔波各地、以革命宣传发动为终身事业的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创办过程中，蒋介石用近乎软磨硬泡的办法从孙中山手中得到了军校校长的重任，从孙中山的贴身侍从，一跃成为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核心。王明的目标，则是年轻的米夫。
米夫生于1901年，王明生于1904年。两个人仅相差3岁。
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很容易将米夫与王明想象成为一个中老年校长和一个年轻留学生的师生关系，实际上他们两个人的年龄差距非常小。米夫对王明的青睐，源自于王明在他课堂上的积极表现，而王明对米夫的热衷，一般认为是由于米夫对东方问题的研究。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哪怕米夫的研究重点是厨艺，王明很有可能也会对他很热衷。
因为米夫当时的身份是副校长。
一个年仅24岁的副校长。
这就像一个年仅16岁就亲政的皇帝一样，令野心家垂涎三尺。
很多人以为，王明是左倾路线。其实王明既不左，也不右。
比如说在抗战前，他的表现是极左。在李立三掌权时，他反对李立三等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然后再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路线，表示要在中国建立革命根据地。等到李立三被轻易打倒后，他就开始反对新的威胁，比如说毛泽东。当毛泽东表示根据地的存在仅仅是因为敌军主力没有深入、需要展开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时候，王明就又反对这一建议，认为根据地就是根据地，具备独特的可以抵抗敌军的条件。总之，哪个目标强，他就反对谁的意见。
到了抗战时期，他就变成了右。他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求中共退出大别山根据地，并帮助国民党在大别山地区建立保甲组织。同时一再要求新四军彻底退出大别山。最终，在他的影响下，项英甚至做出了同时向蒋介石和中共中央打电报要求枪毙坚决反对放弃大别山的新四军将领高敬亭的电报。然后在中央电报尚未到达的情况下——中央的电报要求项英将高敬亭送回陕北学习，实际上也就是保护起来，并当面问高敬亭有关情况——项英就按照先到达的蒋介石的命令，枪毙了高敬亭。
按照国民党的命令枪毙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你跟我说这是教条主义？
当年我军在大别山地区三进三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最后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时候，之所以在大别山这样的革命老区发展不起来，部队严重减员，元气大伤，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王明路线这一手替国民党建设保甲制度以及杀害高敬亭。此举直接导致新四军部分指战员脱队回家。据说有一些骨干干部从此终生在家务农，再也不出来工作了。
你跟我说这是教条主义？
这就是个官迷！
他们不是教条主义，他们是玩弄教条！
弄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