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一下，我对这个也一无所知，以下答案皆照搬于网络
一、研究缘起
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华夏，是汉代文献中著名的五方民族概念。这一概念通过把“夷狄”树立为“华夏”文化的参照面，在反映汉代儒家思想以“衣冠礼仪”为文化准则的同时，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对“夷狄”民族这一文化他者的道德贬抑作用。几千年来，这一本自文化而非民族概念的叙事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变成了民族志研究的标准模板，其影响力之深远至今不衰。
二、五方民族概念的形成
“五方民族”概念的文本出处，最具影响力的无疑为《史记》和《礼记》。《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礼记》为儒家士子的必读书。两千多年以来，这两本汉代文献以其在中国史上无可比拟的尊崇地位，奠定了“五方民族”理论的巨大影响力。
首先，我们来看《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 欢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伯鲧治水
司马迁提到的“四罪”，亦见于先秦文献《尚书·尧典》：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
《尚书》在提到“四罪”时，并没有涉及民族问题。按司马迁说，《史记·五帝本纪》的文本依据来自《五帝德》和《帝系姓》二篇文献。这二篇文献均为《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所收录。《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说： 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古代戎族多与今天的藏缅语族人群有关。 其后，汉儒戴圣糅饰先秦文献内容，将“四方民族”概念进一步发挥为了“五方民族”概念，《礼记·王制》说：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古代苗蛮多与今苗瑶语人群有关。
司马迁《史记》记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由此，鲲轮朝四分五裂为中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轩辕灭鲲轮后，仓颉造字，去其史，改其名，“鲲轮”被篡改为“昆仑山”。中华民族源流格局：夷戎蛮狄，同源异流。鲲朝文明分解为华夏文明、华夷文明、华戎文明、华蛮文明、华狄文明，各自异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