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鲁国是周公封国，周天子钦定的东方霸主国家，号称礼仪之邦。“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高士奇语），“周礼尽在鲁矣”（春秋韩宣子语）。
西周扶持并维护鲁国的这个东方霸主地位，自有其道理。
当时的交通很不便利，远在关中的周天子距离华北大平原实在太远，东方地缘政治环境又异常复杂，统治难度非常大。周天子需要扶持一个得力的帮手，来代替自己维持当地秩序。
这里曾经是殷商统治的腹地，有殷商后裔建立的大国宋，更有一系列曾长期臣服殷商的东方诸侯，这些诸侯并非通过战争征服的手段归附西周，而大多是通过认可周天子的方式和平过渡而来，属于五服制度的第三层绥服。这些国家按照文化传统、地域远近或血统关系的情况，分别依附于鲁、宋、卫、齐等周边大国。周王对这些国家的忠心程度显然不放心。
此外，在泗上、淮北甚至更南部的江淮地区还有一批曾臣服夏、商，却不服周人统治的诸侯，视其所在区域的方位，分别被统称为东夷或淮夷。
其实他们历史上也曾是华夏国家，也是典型的农耕民族，被称为夷的唯一原因就是不服周人统治而已。有些是嫌弃周人给的爵位低，有些是记恨周人对殷商的灭国之仇，索性不认可周人统治。
这些东夷人成分也很复杂，有些很可能在夏朝和商朝时期就不服华夏统治，自然也不会服从周朝统治。
上古时代东夷人一直都属于华夏文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夏朝建立之后，东夷人屡屡发难争夺夏朝统治权，寒浊，后羿等曾短期内先后取代夏朝统治的君主都是东夷部落的首领。
商朝本出自东夷，但商朝确立统治地位之后，同样很难降服这些昔日同种同文的东夷人部落。
华夏最初本就是中原地区多个不同原始文明融合而成的政治联盟而已，东夷人本来是华夏文明最早的同盟者，但一直保留相对独立的文化特点。东夷人在军事、工商业、宗教、哲学、医学等很多方面均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在政治方面似乎缺乏良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能力，因而在东夷人内部也很难实现高度的一致性。
因为交通不便，周人对他们也做不到赶尽杀绝，只好将他们归入五服制度次外圈层[1]，政治上孤立、文化上歧视、资源上约束、武力上威慑，总之就是限制他们发展，禁止他们闹事。
这些国家中最典型的是徐国，出过一个有名的徐偃王[2]。周边这类国家大都作为徐国附庸，抱团取暖，有一定影响力。
面对这样复杂的地缘环境，周王室不得不想办法确立自己的优势，在当地搞自己的代理人。燕国、邢国、卫国、曹国、鲁国、项国、吴国，这些姬姓诸国就是周王在遥远的东方地区埋下的关键棋子。这些国家呈链状自北向南布局在北起燕山南到淮泗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上，成为西周的东方屏障。除了南北方向的这个链条外，东西方向也有一条类似的链条，郑国、东虢、郐国、卫国、鲁国，还有很多不太知名的姬姓诸国我们就不提了。鲁国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两个链条交汇处东侧的高地，占据东方大平原唯一一块高地，有居高临下的巨大战略优势，足以替代周天子行使监督权。
周公当初给鲁国选的这个地理环境，应该是煞费苦心的，但最后结果却适得其反。
鲁国地处东方大平原唯一的一处高地——泰山、沂山等山脉塑造出来的鲁南高地。东部的大平原地区农耕便利，经济发达，但军事上缺乏屏障。而鲁国所占据的山地地形居高临下，军事上天然掌握主动出击的优势。
当时治水能力比较落后，淮泗地区是黄河决堤后夺淮的主要通道，历史上多次成为黄泛区。气候稳定时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快，气候变迁时又会遭遇洪水之患，产生大量灾民。所以淮泗地区一直都是华北平原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对气候变迁非常敏感。周朝立国之初，刚经历过一次气候变迁，淮泗地区应该还处于不安定状态。
居住在高地的鲁国不会遭遇水患。可以利用水患攻击他国，却不会因为水患被他国攻击。这是周公将鲁国安置在高地的主要原因。
有了这么多优势，是不是鲁国就无敌于东方诸侯了？非也！优势与劣势是硬币的两面，优势的背后就是劣势。在时间这个魔法师面前，暂时的优势越突出，长久的劣势往往也越显著。鲁国最大的劣势也都与高地地形有关。
经济上看，高地肯定不如平原地区农耕便利，经济条件就会受影响；交通上，高地地形不利于交通的弊端肉眼可见，信息的、商旅的、政务文书的、文教的等等各类交流和沟通活动都深受影响。一言以蔽之就是闭塞。从长周期看，一个闭塞的国家很难保持长期的活力和优势。
鲁国在西周中后期就已经出现力不从心的感觉，到了春秋时期，鲁国已经落魄为二流国家。此后继续每况愈下，越混越差。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其所特殊的地缘特点决定的。
鲁国的第一个受封者是周文公，也就是周公旦。
周公旦不是普通人，甚至也不是普通政治家，他是一位有着数千年影响力的文化名人，被后世历代学子顶礼膜拜的大圣人。孔子心心念念盼着夜里做梦可以跟周公对话。
这位在文化上被赋予神性的周公，也是西周王朝的最主要缔造者，与周文王、周武王这两位统治者一起被称为文武周公，在西周初期的政坛上拥有一言九鼎的影响力。
周文王、周武王都是西周王朝的主要缔造者，但周文王在西周统一全国之前就去世了，周武王也在伐纣成功之后不久去世，继位的周成王年幼，一切都靠周公旦来张罗。周公旦只好以摄政的名义履行君主职责。帮助周王朝站稳脚跟，成为与周文王、周武王并列的西周缔造者和最杰出的统治者。
他不但亲自主持平定了西周初期各地的叛乱，还亲自主持制订了西周王朝的各种典章制度[3]，更通过礼制的方式将这些典章制度、管理规范封装起来，以周礼的形式颁行贯彻，为日后八百年周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他被尊为周礼创始人，甚至儒家创始人的原因。
当初武王伐纣成功后，分封诸侯时，周公旦曾被周武王分封在鲁国。但他当时正全力辅佐周武王，没有就封。
“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很快周武王去世，成王年少，周公旦不得不继续留下来辅佐成王。
“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
表1-3-3鲁国历代君主世系表——前22代
伯禽是周公旦的长子，日后的鲁国君主均为伯禽一系。次子君陈一系则继承了周公旦在周王室的爵位和采邑，继续做周王卿士的周公。周公旦在被封于鲁之前，在周王室内部已经有了爵位和采邑。周公的采邑也就是周人发迹的岐周，也称周国。属于周王室的畿内国。日后的历代周公都继承这块被称为周国的采邑，并在周王室世袭担任辅臣。
周公旦是周礼的制定者，他一手主持完成的各种典章制度类文本资料，在周王室有一份留存，而唯一的副本就在鲁国。这也是有人称“周礼尽在鲁矣”的原因。
要注意的一点是，很多人以为周礼就是单纯的礼仪教化制度，是一套文化盛典，典章制度合集。其实这套周礼不但包含文化和典章制度，还包含了一套官制。而且这套官制还不仅仅是一个组织和职责分工依据，它还是一个当时所有最先进管理知识和手工艺知识的大合集。
《周官》中有专门的“冬官”，记录的就是当时最为先进的手工业知识和工艺规程。这部分内容后世佚失，但通过其他形式有一些保留。汉朝以“考工记”的名义传世，被刘向父子当成“冬官”内容重新辑入《周官》。
这意味着鲁国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大国，礼仪之邦而已，也应该是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大国，这样的手工业大国也很自然应该是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
鲁班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主要存在于传说之中，在历史上他应该也是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人物。他拥有高超的工艺水平，除了他本人的天分外，恐怕也离不开鲁国特有的这些成体系的手工艺知识的传承和影响。
正因为有这些硬实力、软实力的突出优势，鲁国立国之初在东方诸国之中是鹤立鸡群的存在。不过通过有限的史料推测，鲁国霸主地位虽然维持的时间较长，但硬实力早就已经出现了问题。因为其高地的地形在和平时期不利于农业，交通不便也不利于工商业发展。没有经济实力也就谈不上其他方面的综合实力了。面对徐戎叛乱，第一代鲁君伯禽尚可战而胜之，到了周穆王时，鲁国已无法独立平叛，需要周天子亲自来平叛。显然鲁国的硬实力已经不足以承担东方霸主的地位。
软实力是靠硬实力支撑的，硬实力出了问题，软实力就成了一个漂亮的易碎品，表面的光鲜亮丽背后是一戳即破的泡沫。（待续）
[1] 五服是一种依据血统渊源确定丧服类型的礼仪制度，也是一种依据血统论确定统治秩序的伦理制度乃至经济制度，详见本卷第一章。按照五服制规则，居于西方和东方的戎夷被定位为次外圈层的“要服”，而居于南方和北方的蛮狄则被定位为最外圈层的荒服。
[2] 徐偃王的故事出现了很多显非信史的神话信息，更跟战国末期宋国的末代君主宋康王戴偃的事迹多有重合，并不可信。宋康王即宋偃王，战国时期，宋国都城为前徐国都城彭城（今徐州），所以宋国也称徐国，宋偃王也称徐偃王。但早期的徐国（徐戎）曾经是淮泗一带最大的东夷或淮夷国家应为确论。《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记伯禽在位时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这个徐戎显然就是徐国。至于徐偃王故事的真伪，似可不必深究。详情本书第二卷介绍宋偃王时，会有介绍。
[3] 《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