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在1924年中苏协定的签订上，为了自己政府派系（保派）的利益，不顾国家利益故意惹是生非，差点闹到这一个「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与外国签订的第二个平等条约」无法实现。
十月革命以后，在中苏恢复邦交的问题上，受到社会各方的催促与南方孙中山政府先行一步的压力，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后，北京政府（派出中方代表王正廷）终于在1924年与苏方（苏方代表加拉罕）在中苏会谈上达成一系列重要协议，3月14日双方代表在《中苏协定》上草签，里面规定：
偏偏某些政客就是给脸不要脸的。
1924年3月15日，在国务会议上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突然对《中苏协定》的条款提出疑义，搬弄出所谓的「三不可」与「两难承认」。保派的陆军总长陆锦与财政总长王克敏立刻支持顾维钧，结果国务会议决定要让中苏代表继续交涉，对《中苏协定》再进行修改。
对于这一点，「中华民国国会史」如此做了很详细的阐述：
先是3月20日按照顾维钧的要求，曹锟撤销了中苏交涉督办，由外交部接办中苏交涉；同日，国务院又按顾维钧在国务会议上否定《中苏会议》的意见发出通电，借此大找理由。3月22日顾维钧又驳斥加拉罕19日希望中方不受列强干扰、签订《中苏协定》的照会，硬说王正廷只有谈判权，没有签订协定权与签订协议之权。
对此王正廷3月下旬接连向全国发出三次通电，将北京政府破坏《中苏协定》的真相公之于众。结果爱国之士群起抗议：
这里已经将顾维钧与五四时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相提并论了。
3月25日国务总理孙宝琦在国务院客厅招待两院议员时，顾维钧也被议员李载赓质问：「外交部接受中苏交涉后，能否保证比王正廷原议定的草案更有利于中国？如若不能，请外交当局即在《中苏协定》上签字。」顾维钧是无言以对。
最讽刺的是，当时吴佩孚都比顾维钧表现得爱国很多。时任直鲁豫巡阅使的吴佩孚在3月，接连向北京政府在十天内发了八封电报，严厉要求北京政府在《中苏协定》上迅速签字。吴佩孚在3月26日的电报中都说：
吴佩孚甚至还邀请直系实力派人物一起通电向北京政府施压，这样各省督军纷纷通电，指责外交总长顾维钧「所争各点近于无意识」，策划撤换外交总长，找别人来谈判。江苏督军齐燮元干脆主张王正廷继续与加拉罕谈判。
北京政府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与直系实力派的强大压力，这才只好继续与苏方交涉。顾维钧还算爱惜脸面，不愿成为破坏协定签订的千古罪人，3月下旬又托人要与态度转为强硬的加拉罕（可能是看穿了这一堆政客的无耻面目）联系，双方重新谈判。经过十多个回合的谈判，5月31日《中苏协定》终于正式签订——基本上依然保持当时草签时的原样。这件事的结果是：
顾维钧氏虽然在面对列强时，外交上主张不能取得「百分之百成功」，「通常取得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即是大胜」，偏偏在对苏俄时就吹毛求疵，不顾国家利益，还要给脸不要脸，可能是因为争取自己的个人利益毕竟不同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要「百分之百成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