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将权力寻租界定为权力的商品化，或者说以权力谋取财富或私人利益，即通常所说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或权色交易等。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物质形态的土地、产业、资本那样，在这里，权力也被物化了，转化为商品货币，进入消费和财富增值阶段。”（1）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租金的来源主要分为政府无意创租、政府被动创租和政府主动创租三类。无意创租是指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管制的结果，它产生于政府“良好的主观愿望”。改革开放之初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并存，所形成的商品价格、利率和汇率双轨制就是一种政府无意创租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政府管制的放松，这部分租金在逐渐减少。被动创租，是指政府迫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压力进行创租。因为政府创租，往往给某些寻租者带来寻租的良机，而一旦寻租者拥有了政府所创设的租金，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寻租者就组成了政府创租政策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竭力反对进行政策变更，减少或者取消租金。那么政府实际上就成了利益集团的“俘获物”，反映了政府权威的下降和利益集团势力的增强。主动创租，指的是政府预期到寻租行为为其带来的收益，从而通过行政干预主动创造租金，增加本部门、本地区企业的收益，这些企业向该政府部门提供部分租金报酬作为回报的行为。”（2）
权力寻租的典型表现是政策寻租。
以越南为例，越南“中央层面不断产生政策，到了地方层面，往往演变成政策治国。更为严重的是，政策寻租行为盛行。中央层面形成一个政策，各地马上形成一个“内部产业链”，政策执行成为各级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内部交易”。因为寻租，政策的执行往往会偏离顶层设计者的原本意图，甚至走向反面，使得国家和社会成为受害者、牺牲品。来自中央的政策越多，地方寻租行为越严重，政策执行就越变形。
政策寻租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性。任何国家和社会，只要政府有政策，政策背后有利益，就避免不了寻租行为”。（3）
越南 “各个经济角色，包括中央官僚机构、地方政府和企业（无论是国有、民营或外资企业），政策寻租行为普遍。”（4）例如最近十多年来，为了促成越南的产业转型升级，越南中央政府制定一系列产业政策，也界定一些重要的产业领域，给予大量财政和金融支持。越南各级地方政府也根据中央的政策精神，对自己所属的企业实行类似的政策。“这么一来，马上就能形成一个庞大的政策寻租市场，形成不同的“团团伙伙”，包括政府、企业和“中介”。
政府和企业两个角色很容易理解，因为政府需要企业来执行政策。“中介”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从前政府和企业直接打交道，无需中介。现在一方面为了反腐败（即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另一方面为了增加政府政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政府往往会请来“中介”，对政策项目做事前评估和事后评审。评估对象不局限于经济项目，也包括诸如高科技类型企业等五花八门的类别。人们可以把这些“评估者”称为“中介”。
这个“圈子”的正当性似乎无懈可击，做好了可以增进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但实际上不然。这些“圈子”的活动大多数都是政策寻租。对政府官僚来说，通过“科学”和“透明”的方法落实项目，是政策业绩；对“中介”来说，既拿到政府的好处，也拿到企业的好处，而“讲真话”从来就不需要考虑；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政府那里拿到大量财政和金融利益，把工厂开了再说，产品卖不卖，是不是市场所需要的，则不是自己首先需要考虑的。
“政策寻租”的结果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分利集团”的形成，大家谁也不说实话，各方抱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心态，分享来自政府的政策“红利”。为什么中央政府所界定和支持的新兴产业，最终必然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尽管这些年已有很多新兴产业的民营企业因为产能过剩而破产，但有更多的企业仍然在做政策寻租。”（5）越南国企就更不用说了，越南中央要“去产能”的大部分企业是国企。
“巨量的过剩产能是如何造成的？在市场经济领域，产能过剩也会出现，即所谓的市场失败”（6），但不会导致类似越南的严峻情况。越南的情况是因为企业（尤其是国企）不能按照市场原则来生产。“这并非情况没有反映出来，或生产者不了解情况，而是因为各方的“利益链”关系，谁也不想把实际情况说出来。政策寻租让各方变得毫无责任感。只要能够从政策寻到足够的“租金”，各方都会变得极其懒惰，不动脑筋，不作为。”（7）
中国要以越南为鉴。“经验表明，如果政策寻租行为不能有效减少或阻止，很多政策将很难达到其预期的目标，甚至走向反面。对中国来说，所要考量的问题，是如何减少和阻止政策寻租行为。
在这方面，各国积累了不少经验。政策寻租往往表现为一种“内部交易”，遏止政策寻租就是要把“内部交易”转变成“外部交易”。如何实现“外部交易”？那就是把“交易”建立在公开的市场和社会之上。市场、社会、法治是“外部交易”不可或缺的因素，更是消除“内部交易”的有效手段。”（8）
参考文献:
（1）~（2）
（3）~（8）
